nbsp; 又拉开了卢心华心里的光。

    “我必须坦诚，”

    格拉斯用德语说，张威连先生的翻译同步响起，“在西方学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要获得‘世界性’认可，需要更主动地拥抱西方现代派技法。比如你们的作家可以试试‘荒诞叙事’，像《铁皮鼓》里奥斯卡的‘拒绝长大’；或者借鉴‘碎片化结构’，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这些技法能帮你们打破传统叙事的桎梏，让世界更快听懂中国的声音。”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这是来之前张威连向他介绍的时下最火的一本，给他翻译了几段，讲了一些剧情。

    但是简单的翻译看不出许成军的叙事结构，也看不到许成军背后运用的古典意象元素。

    于是他说：“许的《红绸》很动人，但如果加入更多‘怪诞元素’，比如让木梳突然说话，或者让红绸自己飘向战场，会不会更有‘先锋性’？

    西方读者对这种‘超现实’的表达更熟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许成军环顾周围一圈，虽然内心知道现实，但是多少有些悲哀。

    这话一出，台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

    德语系的董问樵先生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西方技法=桥梁”。

    魔都作协的罗洛凑到王元华耳边：“他说得有道理，咱们之前译里尔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征手法’才让读者接受？”

    连中文系的年轻教师都小声议论：“或许真该试试，总不能一直写‘现实主义’，显得太传统。”

    找了关系来听课的严葛玲悄然在心里种下了向往西方世界的种子。

    别觉得意外。

    这个时候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就是这么软弱。

    进入80年代，一大批像卢心华、陈冲、严葛玲这样的有学历、有见识的文化界青年骨干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在“复苏后的迷茫期”。

    长期封闭后，面对西方现代派的冲击，多数人默认“西方=先锋”“传统=保守”，格拉斯的观点恰好戳中了这种“急于接轨”的焦虑。

    “进步人士”都觉得，只有学会西方的“语法”，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国门，被世界看见。

    格拉斯继续向大家推介西方理论。

    最后，总结似的发言：“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还需要至少100年能追上西方世界。”

    台下默然。

    到了提问发言环节，变成了一群以卢心华为首的趋西方进步人士的牧羊发言。

    “西方是不是人人都是自由平等？”

    “民主是不是可以催生出更加现代化的文学？”

    “在灯塔，是不是可以人人吃饱穿暖，享有平等的权利？”

    偶有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士，也说的是：“中国文学要先学习哪些西方理论，再学习哪些西方文化才能进步？”

    格拉斯自然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