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邮寄名单，有人在整理明天要分发的样刊，有人扛着海报往街头走去，脚步声、翻页声、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热闹的序曲，迎接着明天的创刊号发布。

    鲁彦周看着窗外的灯火，忽然说：“我想起我年轻时办刊物的日子，也是这么热闹，这么有劲儿。许成军这小子，就是添火的人。”

    “你现在也不老，要不来《清明》再发挥发挥余热？”

    “拉倒吧，我来《清明》，周中那小子得追着我屁股后面骂！”

    陈登科望着桌上堆得整齐的样刊，封面的红绸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些带着油墨香的杂志，会带着《红绸》的温度，带着《天云山》的深度，带着所有编辑和作者的期待，飞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手里。

    而《清明》的故事，也会从这个十月初二的夜晚开始，慢慢写下去。

    ——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979年十月初三，秋阳把京城的银杏叶染得透亮，风一吹，金箔似的叶子簌簌落在胡同里、书店窗台上，像一场为文学而来的铺垫。

    彼时，沉寂了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界正盼着一场“破局”。

    当《清明》杂志创刊号的消息提前半个月传开，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早把期待攒成了股劲儿，仿佛都在等这本文学刊物，炸开平静已久的文坛水面。

    没人敢轻看这份全国性文学杂志的创刊号。

    在那个“一本好书能传半个城”的年代，创刊号的头条作者，几乎等同于被文坛“举旗”推荐。

    可当消息传来说，头条是 20岁的许成军写的《红绸》时，质疑声和好奇声立刻缠在了一起。

    “这么年轻，担得起创刊号头条？”

    “全国多少老作家等着，怎么轮得到一个毛头小子？”

    “丁灵，排在第三版？他配？”

    无论是作协的老干部，还是大学里的文学系师生，见面聊起《清明》，总绕不开这个疑问。

    不是不盼新人，是太怕辜负了“创刊号”这三个字的分量。

    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书店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

    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架着老花镜，眼神中满是期待。

    也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背着书包，脸上洋溢着对新文学的热情。

    “听说这期《清明》有个 20岁的天才写的，叫《红绸》，我可得瞧瞧。”

    穿中山装的中年职员刚说完。

    旁边就有人接话：“你没读过他的《试衣镜》？那文笔可不一般！”

    书店门一推开，人群瞬间涌进去，书架前挤得水泄不通，短短一上午，200本创刊号就卖空了。

    店员攥着订单一路小跑联系仓库：“再300本！不够卖！”

    北京王府井书店里，《清明》被摆在最显眼的红色推荐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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