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混合着庆幸和些许不安的语气，“你们公司那个领导，可真是大好人啊！说是啥……员工特殊救助基金？我也不太懂，反正人家把住院押金、还有之前欠县医院的钱，都结清了！还让医院用最好的药，别担心钱！哎哟，可算是遇见贵人了！艳红，你在公司可得好好干，可不能对不起领导这份心！”

    “员工特殊救助”……“贵人”……

    这些词，像烧红的针，一下下扎在张艳红的心上。她几乎能想象出母亲在电话那头，带着怎样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对“公司领导”感恩戴德的表情。她不知道，这份“救助”背后，是她被亲生姐姐像评估货物一样审视、衡量之后的结果。她更不知道，她口中“好好干”的女儿，此刻正因为这份“救助”的来历，而蜷缩在一个发霉的出租屋里，经历着认知崩塌和自我怀疑的酷刑。

    “嗯，知道了。” 张艳红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不想，也没有力气去解释。解释什么？解释那个“贵人”是她同父同母的姐姐？解释那个姐姐如何“观察”她、评估她的“价值”？解释这份“救助”可能附带的条件和冰冷的算计？不，母亲不会懂，也承受不了。那只会将另一个更残酷的真相，砸向这个刚刚因为父亲病情有转机而稍微松了口气的、可怜又可悲的女人。

    “对了！” 王桂芝的话锋，毫无征兆地、极其自然地一转，语气也从刚才的兴奋和感激，瞬间切换回了张艳红无比熟悉的、那种理所当然的、带着催促和隐隐不耐的模式，“艳红啊，你爸这边是暂时不用愁了，可家里……唉，这用钱的地方，就像那无底洞，填不完啊！”

    来了。张艳红的心，猛地一沉。刚刚因为父亲病情好转而升起的那一丝极其微弱的、几乎不存在的暖意，瞬间被这熟悉的开场白冻结、击碎。她太熟悉这个转折了。每一次，任何一点点“好消息”之后，紧跟着的，必然是“但是”，是“家里困难”，是“需要钱”。

    果然，王桂芝根本不需要她的回应，自顾自地、语速飞快地诉说起来，语气里的“轻松”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被生活重压下的焦虑和理所当然的索取填满：

    “你哥那边，前几天又打电话来了！说谈的那个对象，女方家松口了，但彩礼不能再少了，十八万八，一分不能少！还得在县城买套房，哪怕小的，付个首付也行！你哥愁得饭都吃不下，说这次要是再黄了，他就打一辈子光棍算了！唉，我这当妈的，心里能不急吗？你爸现在这样，我是半点忙帮不上，还得守着，家里就靠你了艳红！”

    “还有，你弟下学期学费又快交了，住宿费、书本费、还有啥补课费，杂七杂八加起来，又是一大笔！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在学校里开销也大，上次说连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被同学笑话……”

    “家里这老房子，上次下雨又漏了，灶台都快塌了，修修补补又得花钱……”

    “我这血压药也快吃完了，得去县里医院开，又是一笔……”

    一条条，一款款，清晰明确，如同报账。语气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理所当然，仿佛张艳红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永远可以挤出钱的ATM机。父亲的巨额医疗费刚刚被“贵人”解决，压在全家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似乎搬开了，但立刻，更多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家里的修葺、母亲的药费——就迫不及待地、争先恐后地浮现出来，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她，这个在南方大城市“赚大钱”的女儿。

    张艳红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飞快地计算自己那点可怜的薪水，盘算着可以从哪里再省一点，下个月能不能多加点班，或者厚着脸皮向哪个同事先借一点。这一次，她只是听着。一种奇异的、冰冷的平静，渐渐取代了最初听到铃声时的紧张和恐慌。

    她听着母亲用那熟悉的、带着哭腔（或许有几分真实，但更多是习以为常的表演）的语调，诉说着家里的“困难”；听着母亲理所当然地将哥哥娶不上媳妇的责任、弟弟上学开销大的负担、家里房子漏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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