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一股脑地、毫不迟疑地推到她这个女儿身上；听着母亲在抱怨的间隙，还不忘“提醒”她：“艳红啊，你现在在大公司，领导又这么看重你，肯帮你爸出这么大笔钱，你得好好表现，多挣点！家里可就指望你了！”

    这些话，她听了二十多年。从她懂事起，从她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微薄收入起，这些话就像背景音乐一样，缠绕着她的生活。“家里困难”、“就指望你了”、“你是大姐”、“要懂事”…… 以前，这些话是压力，是责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重担，但也是她拼命向前、不敢停歇的动力之一——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的家，她的责任，她必须扛起来。

    但现在，在经历了韩丽梅那场冷酷的“摊牌”，在重新审视了那些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所照亮的、充满隐瞒和替代的记忆碎片之后，这些话，听在耳朵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令人齿冷的意味。

    “就指望你了”…… 因为那个更早出生的、或许更瘦弱的姐姐，被“指望”不上，被“送走”了。所以，这份“指望”，就理所当然地、加倍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顶替了姐姐生日的女儿身上？

    “家里困难”…… 是的，一直困难。但这困难里，是否也包含了当年“送走”一个女儿的愧疚、痛苦和由此产生的、对留下这个女儿的、变本加厉的索取和情感勒索？

    “你是大姐”…… 不，她不是。在她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姐”，被送走了。她这个“大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女孩被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她所承担的一切，是否有一部分，本应是那个被送走的“张小花”的命运？

    这个认知，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从她头顶浇下，让她从内到外，瞬间冰凉，也让她对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无比的诉苦和索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带着尖锐痛感的荒谬感。

    电话那头，母亲王桂芝的“账单”似乎终于告一段落，最后总结陈词，语气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催促的“商量”口吻：“……所以艳红啊，你看，家里这情况，实在是……你这个月工资啥时候发？能不能先给家里打五千过来？你哥那边等钱下定，拖不得！你弟的学费也不能耽误！你先想想办法，啊？”

    五千。

    这个数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狠狠砸在张艳红刚刚结起一层薄冰的心湖上。她这个月的工资，扣除房租、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以及原本计划攒下来偿还之前为父亲东拼西凑的旧债（现在似乎被韩丽梅解决了？），能剩下的，恐怕连两千都不到。五千？她去哪里“想办法”？再去借？向谁借？苏晴？李悦？她们已经帮了很多。而且，以什么理由？父亲的手术费不是已经被“贵人”解决了吗？她怎么开得了口，说家里哥哥要彩礼、弟弟要学费、房子要修补？

    一股冰冷的、混合着绝望、愤怒、以及深深无力的情绪，猛地冲上了她的喉咙，让她几乎要对着电话那头，发出尖利的质问或崩溃的哭喊。

    但最终，她只是更紧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直到尝到了一丝淡淡的铁锈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那几乎冲破喉咙的颤抖和哽咽，死死压了下去。

    “妈，” 她的声音，嘶哑、干涩，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爸的医药费，公司……真的都解决了吗？后续治疗，还需要我们自己出钱吗？”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像是在确认一个最后的事实，一个可以让她稍微喘息、或者彻底坠落的依据。

    “解决了！都解决了！领导说了，全包！让咱们安心治！” 王桂芝的语气斩钉截铁，带着对“贵人”毫不怀疑的信任，随即又立刻回到主题，“所以艳红，现在家里就剩你哥你弟这两件大事了，你可不能松劲啊！赶紧想想办法，先把五千打过来，你哥等着呢！”

    “全包”……“安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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