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人，放下了车间里的扳手、锅炉旁的铁锹，拿起了翻动红薯的铁钩，用这小小的炉子，撑起全家的生计。红薯在炽热的炭火包围下，内部丰沛的糖分被慢慢逼出，在破皮处“滋滋”地冒着细密的小泡，空气中那股焦香与甜香混合的气息，霸道而温柔，能随风飘出半条街去，勾引着每一个行人的辘辘饥肠。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摊主看着顾客掏钱时的眼神里，藏着多少无奈与坚韧——这一块红薯的利润，或许是孩子一天的零花钱，是家里一顿菜的开销。

    裹着厚重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的摊主，面容隐在帽檐的阴影和呼出的浓重白气里，只用一双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着长长的铁钩，熟练地翻动、挑选。路人很难抵抗这温暖的诱惑，掏出皱巴巴的零钱，买上一块刚出炉的。那滚烫的温度透过报纸传递到掌心，烫得人只能左右手飞快地倒替，一边吹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咬开那焦脆的外皮。金红、绵软的瓤瞬间在口中化开，极致的甜与暖，如同一条温顺的溪流，从舌尖开始蔓延，顺着食道，妥帖地抚慰到胃里，继而驱散了四肢百骸的寒意。这短暂的暖意，也暂时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焦虑——下岗后的迷茫、生计的重压，在一口热红薯的甘甜里，得以片刻喘息。

    不远处，崩爆米花的摊子总是围着一圈眼睛亮晶晶的孩子。那黑乎乎、葫芦状的爆米机像一个神秘的魔法道具，架在小火炉上，摊主不慌不忙地摇动着转柄，黝黑的脸上是笃定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他或许也曾是某家工厂的技术工人，如今靠着这门手艺，在街头挣取微薄的收入。当气压达到临界，他便会直起身，用带着浓重方言腔的调子高喊一声：“响——喽——！”孩子们立刻如受惊的雀儿，一边兴奋地尖叫，一边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嬉笑着向后跳开，小脸上写满了既恐惧又期待的复杂神情。这清脆的笑声，是那段沉郁岁月里，最纯粹的光亮，暂时冲淡了大人们脸上的愁云。

    随即，“嘭”的一声巨响，如同一声闷雷，震得地面仿佛都微微一颤。巨大的白雾裹挟着浓郁的米香轰然腾起，瞬间吞没了摊主的身影。待雾气稍散，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捧着自家带来的搪瓷盆或布袋，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雪白蓬松的米花。那笑声，在清冽干爽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亮堂，不掺一丝杂质，是寒冷世界里最动人的暖流。只是这暖流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精打细算——一包米花，花不了几分钱，却能让孩子开心许久，也能让下岗的父母，少几分无法满足孩子心愿的愧疚。

    此时的哈尔滨，正站在时代交汇的门口，新旧气息交织着，下岗潮如同一道无形的分水岭，将过往与未来清晰割裂。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里，一边陈列着印有鲜艳“牡丹”或“红双喜”图案的搪瓷脸盆、铁皮暖水瓶，它们是上一个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生活记忆，沉淀着过去的温度——那时的人们，捧着铁饭碗，拿着固定工资，这些日用品，或是工厂福利，或是凭票购买，安稳得无需多想；另一边，则醒目地摆着刚刚到货的日本“松下”或“索尼”随身听，黑色的机身，小巧的耳机，代表着一种崭新、时髦、充满未知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正无情地冲击着旧有的体制。

    柜台后的售货员，许多还习惯性地戴着蓝色的布制套袖，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装扮，却已开始尝试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向好奇的年轻顾客介绍“最新款的港台磁带”。他们中，有人已然下岗，托关系在这里做着临时工，不再有固定的工龄与福利；有人虽还在岗，却也时刻担忧着工厂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加入下岗的行列。邓丽君柔美婉转的《旧梦何处寻》还在角落里循环往复，诉说着缱绻的旧情，也诉说着人们对过往安稳岁月的眷恋；而毛阿敏那大气深情的《渴望》主题曲，已然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响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朴素期盼，也唱出了下岗潮中，人们对出路的渴望与迷茫。

    街道上，漆皮斑驳脱落、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龙江”牌老式公交车，喘着粗气缓慢爬行，像一个不堪重负的老人；与此同时，车身喷涂着“TAXI”、显示“起步价六元”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已如灵动的游鱼，开始穿梭于主要干道，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计算着偶尔奢侈一次的可能性。不少出租车司机，都是下岗工人，他们放下了车间里的工具，握紧了方向盘，在寒风中奔波，只为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而那些曾让人艳羡的国营大厂，有的已然破产，厂区大门紧闭，只剩下斑驳的厂牌在寒风中伫立，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有的正在重组改制，裁员的消息如同寒风，吹遍了每个车间，人心惶惶。就像沈阳拖拉机厂，这一年也在一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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