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冰城纪事·引子

    那一年，哈尔滨仿佛是被时光特意封装起来的一枚琥珀，凝固在西伯利亚倾泻而下的寒流中央。这寒流，像一头无形无质的巨兽，匍匐在松嫩平原之上，每一次呼吸，都吐出彻骨的凛冽，恰如彼时席卷全城的下岗潮，悄无声息却势不可挡—年，这场始于几年前的变革已然全面铺开，黑龙江省的企业下岗人员占比跻身全国前列，昔日撑起城市脊梁的国营大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冰城的寒冬，因这场时代的浪潮更添了几分沉郁。

    立冬的节气像一声威严的号令，广袤的松花江便应声收敛了夏秋的奔腾咆哮，水波变得滞重、朦胧，仿佛一条进入冬眠的巨蟒，在水面与水下，悄悄编织着一片片晶莹而脆弱的薄冰。它们如同大地初生的、透明的鳞甲，在灰白的天光下闪烁着冷冷的微光，相互碰撞时，发出细碎清冷的“咔咔”声，是冬日序曲最初的音符，也似那些破产倒闭工厂的机器，最后一声沉寂的叹息。

    江风，这位永不疲倦的雕刻家，卷挟着细密坚硬的雪粒，自空旷的江面呼啸而起，沿着经纬分明、如同城市脉络的街巷一路横扫。它打磨着中央大街那些百年前由异国工匠精心铺就的青灰色面包石，将凹凸的表面磨得温润发亮，石与石之间的缝隙里，紧紧嵌着去冬未化尽的、已然失了蓬松的旧雪，行人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独属于北方的清响。那声音沉郁而绵长，仿佛不是来自脚下，而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一声声回响与应答，叩问着过往的行人，也叩问着这座城的记忆——那些刻着“先进生产”的厂牌、那些挤满工人的车间、那些按月足额发放的工资袋，正随着下岗潮的蔓延，渐渐褪色成过往。

    清晨六点，夜色尚未完全褪去，天际浸染着一片沉静的暗蓝，如同未调匀的丹青。道里区那些颇有年岁的居民楼，像一群蜷缩在寒冷中的巨兽，窗口次第亮起了点点昏黄而温暖的灯光，如同野兽苏醒时睁开的惺忪睡眼。只是这灯光里，多了几分往日没有的沉重：有人彻夜未眠，盘算着下岗后全家的生计；有人早早起身，不是奔赴熟悉的车间，而是揣着皱巴巴的简历，去往劳务市场碰碰运气；……

    一楼的窗台，成了天然的冰窖，也成了北方冬天最直白的展示柜。冻梨、冻柿子、还有成串的冻豆角，被主妇们摆放得一丝不苟，黑褐与橙红交错，覆着一层洁白的霜，远远望去，像一串串沉默而甜美的冰灯笼，守望着漫长的冬季。只是这守望里，少了几分从容——往日里由工厂福利支撑的富足，如今被拮据取代，窗台的冻货不再是冬日的点缀，而成了节省开支、熬过寒冬的必需品。

    楼道里，熟悉的煤烟味混杂着老旧木材的气息，悄然弥漫。早起的人家已然生起了蜂窝煤炉，铁皮烟囱探出窗外，吐出的乳白色烟雾，在凛冽的、近乎凝固的空气中，笔直地向上攀升，像一道纤细的、通往天空的阶梯。然而这努力总是短暂的，没升多高，便被无形的寒冷吞噬、消散，融入了城市上空那片更庞大的、混合着生息与寒气的薄霭之中。就像那些曾在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铁饭碗”，多年的手艺与工龄，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力。

    七点钟声敲过，街道便从沉睡中彻底苏醒。穿着臃肿但厚实棉袄的人们，像一个个移动的棉包，呵着长长的、能在睫毛上结霜的白气，拎着印有“先进生产”字样的铝制饭盒，只是不再有整齐的队伍奔赴厂区——有人走向街角的国营早点铺，盘算着用最少的钱买一份果子豆浆；有人蹲在劳务市场的墙角，裹紧大衣等待雇主，饭盒里的粗粮馒头，是一天的口粮；还有人推着自制的小车，沿街叫卖着袜子、手套，那些曾印在饭盒上的“先进”字样，如今成了对过往安稳生活最酸涩的回望。

    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叮铃铃”地划破寒冷的空气，车把上挂着的尼龙网兜或是旧布兜里，装着刚从小市场采购来的大白菜、土豆、萝卜，沉甸甸的——这是每个家庭对抗严冬的“战略储备”，更是下岗潮下，人们守住生计的底线。往日里由工厂分配的粮油副食，如今需要自己一分一厘地算计，冬储菜的多少，直接关系着整个冬天的温饱。

    街角，那由旧铁皮桶改造的烤红薯炉，是寒风中无可争议的磁石。炉膛里，木炭安静地燃烧，透出橘红色的、跃动的暖光，仿佛一颗在寒冷中顽强搏动的心脏。不少烤红薯的摊主，都是新近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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