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理解的沉重。

    展旭离开门诊大厅，走到住院部。

    走廊很长，灯光苍白。墙上的宣传栏换了新内容，但那种医院特有的安静——不是寂静，是一种压抑的、充满期待的、混合着仪器嘀嗒声和偶尔咳嗽声的安静——还和九年前一样。

    他记得住院部三楼的护士站旁边有一张长椅，他常在那里等她。那张椅子正对着电梯，能看见每个进出的人。他会坐在那里，看医院的时钟一分一秒地走，看护士们匆匆来去，看家属们脸上的焦虑或释然。

    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在他旁边坐下，坐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她问他：“小伙子，你在等谁？”

    “等我女朋友，她是这里的护士。”

    “哦。”老太太点点头，“我等我老伴。肺癌晚期，医生说就这几天了。”

    他不知该怎么接话。老太太却很平静，继续说：“我们结婚四十二年了。以前总觉得时间还长，现在才知道，时间过得真快。”

    第二天他再去时，那张长椅空着。他问护士站的护士，护士说：“3床的老太太？她老伴凌晨走了，她也回家了。”

    那是他第一次在医院里近距离接触死亡。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很平静的——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回家了。像潮水退去，不留痕迹。

    他把这件事告诉慧慧，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今天也送走了一个病人。肝癌，才四十五岁。他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哭得站不起来。”

    他说：“你不难受吗？”

    “难受，”她说，“但得忍着。护士不能哭，哭了病人和家属会更难受。”

    那天晚上，她抱着他，抱得很紧。什么也没说，但他能感觉到她的颤抖。那不是害怕，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对生命的无力感，对死亡的敬畏，对这份工作带来的重压的初步认知。

    展旭走到三楼护士站。

    那张长椅还在，但换了新的，木头变成了不锈钢。此刻空着，反射着走廊苍白的光。护士站里有两个护士在写记录，都很年轻，不是九年前的那些面孔了。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重症监护室外面。

    这里的椅子更多，排成一排。九年前，他在这里等过最久的一次——慧慧那天在ICU值班，一个危重病人抢救，她从下午三点进去，一直到凌晨一点才出来。

    他就在这些椅子上坐了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里，他看见了很多：有家属跪在医生面前哭着求“再救救”，有老人独自坐在角落抹眼泪，有年轻人红着眼睛打电话筹钱。医院像个巨大的舞台，每天上演着最真实的人生戏剧，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即兴的悲欢离合。

    凌晨一点十分，慧慧出来了。口罩还没摘，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看见他，她愣了一下：“你怎么还在这里？”

    “等你。”

    “我不是让你先回去吗？”

    “不放心。”

    她摘下口罩，脸上有勒痕。她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靠在他肩膀上。很累的样子。

    “那个病人……”他问。

    “没救过来。”她的声音很轻，“主动脉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