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一个理由，是纯粹的“实验”心态。她想看看，在那个粗糙的、为生存而挣扎的外表下，是否真的藏着值得打磨的质地。如果是，那么这种质地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如果不是，那么早点认清现实，对双方都好。

    第二个理由，更复杂一些。

    透过玻璃看到的那张愁容，那张28元的报销单，那些在重压下依然完成工作的细节……这些碎片在她心中拼凑出一个模糊但坚韧的形象。她想验证，这种坚韧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一种假象。

    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她想看看，这种坚韧的极限在哪里。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是会断裂，还是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弯曲、适应、最终承受住？

    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隐秘的理由。

    那个咬下唇的小动作。那个在紧张时无意识流露的、与她相似的习惯。

    血缘的猜想，像一根细线，缠绕在她的决策过程中。如果张艳红真的是那个家庭的孩子，真的是她生物学上的妹妹，那么，这个女孩身上是否继承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质？那些特质，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会长成什么样子？

    韩丽梅想通过这次测试，寻找答案。

    她走到酒柜前，为自己倒了一小杯威士忌——不加冰，这是她的习惯。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荡漾，散发着浓郁的橡木香气。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测试。

    在斯坦福的第一年，韩建国给她安排了一份暑期实习——不是去自家的公司，而是去华尔街一家顶级的投行。那是九十年代末，投行文化激进、高压、充满雄性荷尔蒙。她作为一个亚裔女性，没有任何背景，被扔进了那个丛林。

    第一周，她被安排做最基础的数据录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带她的分析师是个傲慢的英国人，对她呼来喝去，把最繁琐、最无意义的杂活都丢给她。

    她没有抱怨，只是做。数据录入做到零错误，杂活处理得井井有条。第二周，她开始主动学习那些金融模型，不懂就问，问得那个英国人不耐烦，但最终还是教了她一些。

    第三周，她发现了一个数据错误——一个初级分析师在模型里输错了一个参数，导致整个估值偏离了百分之十五。她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却被那个分析师当众嘲笑：“你以为你是谁？一个实习生也敢质疑我的工作？”

    她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把正确的计算过程和结果，写在一张便签纸上，放在那个分析师桌上。

    第二天，那个分析师被叫进合伙人办公室。出来时脸色铁青。后来她才知道，如果不是她发现那个错误，公司可能会在第二天的客户会议上闹出大笑话。

    从那以后，她在投行的处境开始改变。虽然依然艰难，虽然依然会遇到歧视和刁难，但她证明了自己——不是靠背景，不是靠关系，而是靠扎实的工作、严谨的态度、和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能力。

    那是韩建国给她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她通过了。

    现在，她想给张艳红一个类似的测试——当然，难度要调整到合适的水平。她想看看，这个女孩身上，是否有当年她身上的某种东西。

    那种在绝境中依然要抓住机会的渴望，那种面对不公和轻视时沉默但坚定的反击，那种在混乱中依然保持清晰思考的能力。

    如果有，那么也许……也许这个女孩值得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机会。

    如果没有，那么一切就到此为止。她会继续观察，但不会投入更多精力。这个女孩会像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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