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总裁和员工，她接受并会努力履行员工的职责。但在私人层面，除了那笔“债务”，她们是否应该、以及可以如何互动（如果还有互动的必要）？是彻底切割，老死不相往来，还是维持一种极其有限、高度克制的、基于“血缘事实”的、最低限度的联系（比如，在父亲后续病情有重大变化时告知）？

    她不知道韩丽梅会如何回应。可能会觉得她可笑，不自量力，试图用“谈判”来挑战既定的规则和评估体系。可能会用更冰冷、更理性的语言，将她所有的试探和诉求，再次归类、分析、驳斥，让她更加无地自容。甚至可能，根本不予回应，用彻底的沉默，宣告她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但，至少，她尝试了。主动跨出了那一步。不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观察”、承受“评估”、等待宣判。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哪怕那声音微弱、颤抖、充满不确定。这本身，或许就是周晓芸所说的“把自己当个人”的一部分——拥有表达的意愿，哪怕可能被无视、被驳回。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在她心中疯狂生长、缠绕。恐惧、羞耻、对可能后果的忧虑，如同冰冷的潮水，试图将它淹没。但另一种更原始、更强烈的冲动——对现状的极度不耐，对被动处境的深深厌恶，以及对“厘清”和“边界”的近乎绝望的渴望——支撑着这株幼苗，在冰冷的潮水中顽强地探出头。

    她需要谈。必须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夜，越来越深。窗外城中村的喧嚣渐渐平息，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和模糊的音乐声。屋内的闷热依旧，汗水浸湿了她单薄的衬衫，黏腻地贴在皮肤上。

    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太急，带得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她在狭窄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焦躁的兽。几步走到墙边，又猛地折返。心跳得很快，手心再次被冷汗浸湿。

    怎么谈？打电话？不，她绝没有勇气直接听到韩丽梅那冷静的声音。面对面？更不可能。那间总裁办公室，对她而言，无异于心理上的刑场。

    只剩下……信息。文字。可以斟酌，可以修改，可以给自己留下思考和反应的缓冲时间。

    她走到床边，拿起那个屏幕碎裂的旧手机。屏幕亮起，微弱的光映着她苍白、紧张、却带着一种奇异决绝的脸。她点开通讯录，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寻找那个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却早已在无数个噩梦中反复出现的名字。

    没有。她的通讯录里，当然不会有韩丽梅的私人号码。她只有公司内部通讯系统里的“总裁办公室”分机号，以及企业通讯录里那个永远不会被回复的、公事公办的邮箱地址。

    她的心沉了一下。是啊，她连联系对方的直接渠道都没有。她们之间，隔着天堑。在韩丽梅的世界里，她大概只存在于“员工档案”和“待评估变量”的列表里，不配拥有私人联系方式。

    挫败感像冰冷的针，刺向她刚刚鼓起的、脆弱的勇气。但下一秒，一个模糊的记忆片段闪过——那天在总裁办公室，韩丽梅递给她那份DNA报告时，似乎……提到过一个“加密的、一次性的电子邮箱地址”，说是仅在“生死攸关且完全无法解决”时，可以通过此方式联系。那个邮箱地址，韩丽梅当时好像随口提过，或者说，是她当时过于震惊，只捕捉到几个模糊的音节和字母组合，根本没记住？

    不，等等。她好像……写在什么地方了？在那种极度的混乱和冲击下，她会有意识地记录吗？

    她猛地转身，扑向那个被她扔在墙角、从总裁办公室带回后就没再动过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那是她的包，里面装着那天遗忘的所有东西。她颤抖着手，拉开拉链，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床上。

    那部没电的旧手机，干瘪的钱包，几支廉价的笔，一本边缘卷起的笔记本，几片皱巴巴的纸巾，还有……一张对折起来的、边缘有些毛糙的、从某个报告或文件上撕下来的、印着复杂英文和德文的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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