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晨的仪式

    晨光，是那种南方梅雨季里罕见的、清冽而干净的淡金色，透过出租屋那扇布满雨渍、灰尘和细小裂痕的玻璃窗，斜斜地切了进来。光柱中，无数微尘缓慢地旋转、浮沉，像一片被照亮的、寂静的星河。光线落在斑驳起皮的水泥地面上，投下窗棂清晰的阴影，也落在了蜷缩在单人床上的张艳红脸上。

    她醒了。

    不是被闹钟吵醒，也不是从深沉的、无梦的睡眠中自然苏醒。更像是身体在经历了长达一周的混乱、崩溃、自我封闭和缓慢的、如同从深水泥沼中挣扎爬起的艰难修复后，生物钟终于凭借着顽强的惯性，在某个临界点，将她从那种半昏半醒、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轻轻地、却又不可抗拒地，推了出来。

    眼皮沉重得像压了两块湿透的棉絮。她慢慢睁开眼，没有立刻动弹，只是静静地望着天花板上那片被渗水渍出、形状不规则的、黄褐色的污迹。一周前，这片污迹在她眼中是贫穷、失败和绝望的象征，是压在她心头的、一片永远无法驱散的阴云。此刻再看，它似乎就只是……一片天花板上的污迹而已。丑陋，但客观存在。与她的痛苦、她的身世、她的未来，并无必然联系。

    这种极其微妙的、抽离的视角，是这一周自我封闭和与周晓芸那通电话后，缓慢滋生的。像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冰壳，覆盖在她依旧滚烫、疼痛的伤口和混乱的思绪之上。冰壳很薄，很脆弱，随时可能被内部翻涌的情绪再次冲破，但至少在此刻，它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让她能够勉强“观察”而非完全“沉浸”在自己处境中的空间。

    她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坐起身。骨头和关节因为长时间的静止和营养不良，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咯吱声。身体是虚弱的，像被抽干了力气的空壳，大脑却因为充足的（尽管质量堪忧的）睡眠和被迫的、几乎停滞的思考，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冰冷的清醒。

    一周了。

    从她在韩丽梅的总裁室里，接过那份DNA报告，听到那些冰冷的话语，然后崩溃跑出，已经过去整整七天。这七天，她切断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几乎所有联系（除了母亲的索要电话和晓芸的拯救电话），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躲回这间阴暗的巢穴，舔舐着认知崩塌带来的、鲜血淋漓的伤口，咀嚼着“被送走姐姐”和“替代品”身份带来的、深入骨髓的荒谬与刺痛，也消化着母亲那通电话所揭示的、更加赤裸和令人作呕的现实。

    现在，巢穴里弥漫的食物腐败气味（那几袋没来得及扔掉的方便面包装）、堆积的空矿泉水瓶、散落的纸巾、以及她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多日未认真梳洗的、混合着汗味和绝望的气息，都在提醒她：躲藏，是有极限的。食物会吃完，钱会花光，身体会垮掉，而外部世界的时间，并不会因为她的崩溃而停止流动。

    她必须出去。必须重新面对那个世界，那个既有将她视为“血包”的原生家庭，也有将她视为“评估对象”的、名为韩丽梅的姐姐的世界。而重返公司的决定，与其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被现实逼到墙角后的、别无选择的必然。

    她需要钱。这是最现实、最无法回避的问题。父亲的医药费或许被“解决”了，但她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房租、水电、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会因为她的世界崩塌而有丝毫减免。信用卡的账单，之前为父亲筹措医药费欠下的小额债务（有些或许可以暂时搁置，但并非全部），都在无声地催促。而家里，母亲那五千块的索要，虽然被她用“身体不适、需要静养、暂时无法工作”为由强硬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拒绝了，但这拒绝能维持多久，她毫无把握。母亲后续又打来过两次电话，语气从催促到不满，再到隐隐的哭诉和指责，她都咬着牙，用同样的理由搪塞过去，然后挂断。每一次挂断，都像耗尽了全身力气，伴随着剧烈的胃痉挛和彻夜难眠。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喘息，风暴还在后面。但至少，她迈出了“拒绝”的第一步，在晓芸那通怒骂的支撑下。

    而公司，是她目前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那个地方，是韩丽梅的王国，是她“被观察”和“被评估”的现场，是她一切混乱和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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