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家具铺

    初冬的雨，像被天空遗忘的、隔夜的米汤，黏稠、灰暗，带着一股化不开的霉味，沉沉地压在筒子楼斑驳的墙皮上，也压得人胸口发闷，喘不过气。老黄佝偻着背，站在三楼的楼道口，像一块被随意丢弃的旧抹布。他指间夹着的烟蒂早已熄灭，却被他捏得变了形，褐色的烟油蹭在满是裂纹的墙面上，和墙角堆着的、散发着霉味的旧纸箱、漏了底的搪瓷盆，以及那些不知积攒了多少年的灰尘，融成一片令人窒息的灰败。楼里永远嘈杂，二楼小夫妻又在为水电费吵架，女人尖利的哭声像生锈的刀片，刮擦着所有人的神经，裹挟着窗外冰冷的雨丝飘上来，混着对门张老太那台老掉牙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评剧，那调子拖得又长又悲，活像在哭丧。楼下王婶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晾衣服，水滴顺着锈迹斑斑的铁丝往下滴，在地面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坑，溅起的泥水沾在路过邻居的裤脚，又引发一阵小声的抱怨，有人嘟囔着“没长眼啊”，王婶也不甘示弱地回嘴，声音刺耳，楼道里的喧闹更甚，像一锅煮沸的、令人作呕的杂碎汤。

    老黄浑浊的眼珠在楼道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回自己脚下那双开了口的旧布鞋上。他低下头，枯瘦的手指有些颤抖地摸索着，从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信纸被他的体温和汗意焐得发潮、发软，边角卷起了毛边，像被水泡过又晾干的树叶。儿子的字迹还算工整，一笔一划，却像一根根冰冷的针，戳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爸，这个月生活费还差两百，学校要交资料费，还有冬天的被子太薄了，夜里总冻得睡不着，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想换床厚的。上次视频看你脸色不好，你说膝盖疼，记得买膏药贴，别舍不得钱，身体要紧。”

    老黄的指腹反复摩挲过“冻得睡不着”和“膝盖疼”那几个字，力道大得几乎要把纸搓破。眼眶里突然涌上一股难以抑制的酸涩，他猛地吸了一下鼻子，那声音在嘈杂的背景里显得格外突兀又凄凉。他这辈子，像一块被随意丢在角落的烂木头，没什么能耐。年轻时在国营木器厂当学徒，手里的刨子、凿子耍得溜熟，木屑纷飞间，是他最安稳的时光。他最爱用那些被丢弃的边角料，雕些活灵活现的小木狗、小木马。儿子小时候，总爱攥着这些小玩意儿睡觉，奶声奶气地说：“有爸爸的味道，香香的木头味。”后来，厂子像被蛀空的朽木，轰然倒塌。他下了岗，成了这个城市里飘荡的、无根的浮萍。打零工的钱时有时无，像漏水的龙头，滴滴答答，永远攒不满一个盆。搬砖、扛货、修水管，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膝盖就是那时候在湿冷的仓库里，扛着沉重的麻袋，一步步跪出来的毛病。老婆走得早，像一阵风，没留下什么痕迹，就剩他跟儿子相依为命，像两只在寒冬里互相取暖的刺猬。如今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是他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可这光，也照不亮他捉襟见肘的窘迫。连给孩子换床厚被子、给自己买盒最便宜的膏药的钱，都要在兜里那几个钢镚儿里抠搜半天，反复掂量。更别提家里那套连腿都撑不稳的瘸腿饭桌——三条腿用半截红砖和几块破瓦片垫着，剩下那条瘸腿歪歪扭扭，每次吃饭都得小心翼翼地把碗碟往中间挪，生怕稍一晃动就摔个粉碎。上次儿子放假回来，兴冲冲地端汤上桌，脚下一滑，差点把滚烫的汤碗碰翻，吓得他魂飞魄散，下意识就用手去扶，滚烫的汤水泼在手上，烫得指尖一片通红，起了水泡，钻心地疼了好几天。

    雨声似乎更密了，敲打着楼道里那扇蒙尘的窗户。老黄拖着灌了铅似的腿，走到那瘸腿饭桌边，慢慢坐下。木腿与粗糙的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吱呀——”一声悠长而刺耳的**，像垂死老人喉咙里卡着最后一口浓痰，咳不出，咽不下。窗外的雨点敲在布满污垢的玻璃上，密密麻麻的水痕扭曲了外面灰暗的天光，把屋里映得更暗、更沉，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他枯坐良久，目光呆滞地落在桌腿下那块垫脚的、被磨得发黑的砖头上，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透雨水的棉絮，又紧又涩，几乎无法呼吸——自己活了快五十年，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像这瘸腿的桌子，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彻底垮塌成一堆无用的烂木头。

    “老黄！老黄！在家没？”楼下突然传来老王头的声音，刻意压低了，带着一种神秘兮兮的腔调，还掺着老旧自行车链条转动时特有的、干涩的“咔嗒咔嗒”声，像某种不祥的暗号。

    老黄像被惊醒的木偶，迟缓地站起身，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窗户。冷风裹挟着湿气猛地灌进来，激得他一哆嗦。他探出头，看见修自行车的老王头正蹲在楼门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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