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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 主义、个人. 主义和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应该发配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86大展”是一代诗人的精神出口

    苏：那能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主义青年，内心都有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想做出巨大贡献的愿望，只是现实让我们和美好的初衷决裂了。从你自觉不自觉的离经叛道，到最后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或者叫自我觉醒，这种经历对你后来全盘接受现代主义诗歌的理念，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活动，是不是有着直接的推力？

    朱：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转折点。记得当时深圳没去成，但我对深圳一直没有死心，所以后来我又去了深圳，当时徐敬亚、吕贵品、***等诗兄都在《深圳青年报》，在大学的时候通过你知道吉大有个赤子心诗社，对他们其实是非常仰慕的，只是没有机缘结识他们，所以去深圳拜访老徐时是一种朝拜的心情。当时去他在红岭的一个小屋子，天气很热，他是穿着背心还是光着膀子，记不清了。我喜欢深圳，一是它的改革开放，二是与东北迥异的气候。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深圳第一次喝上可口可乐，感觉就像中药汤立马就吐出去了。记得当时写过一首诗，说深圳下的雨都是温暖的。通过徐敬亚，我感觉深圳是现代诗崛起的希望所在，从那以后我决定彻底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当中唯一可以坚持的东西，甚至跟生命一体化，把职业和其他东西都视为生存的外在形式。1986年是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老徐准备在《深圳青年报》搞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当时我是作为老徐发起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二传手，他还找了孟浪、海波、尚仲敏等人。老徐用他标志性的左撇子手书了一封邀请函，他的字凤舞飞扬的，然后我们就负责跟全国各地的诗人联系。

    苏：我当然知道你是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活动的主要推手之一。

    朱：老徐回顾那次大展主要参与者第一个就说了我。那个时候感觉现代诗成了生命唯一的表达方式，对现代诗活动达到非常狂热的程度。由于之前《北方没有上帝》等一系列的打击，我加剧了对社会的叛逆，事实上对现代诗过分的狂热，反而对诗歌写作带来一种伤害，就是无法沉下心来很纯粹地写诗。说实话，不仅是我，我认为很多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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