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意义上的。”

    “我知道。”亚瑟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进度条，文件已全部发送成功，“但我不能再装作看不见。我儿子今年七岁，他已经会画画表达情感了。我不指望他将来多成功，只希望他长大后看到的世界，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

    “那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不考虑收场。”他说，声音很轻，却像铁钉敲进木板，“我现在只想把门推开一条缝，让风吹进去。风起了，门自然会开。”

    对方又静了一会儿，才说：“我可以写一篇评论，用学者身份发在我的公众号。不点名，不指控，只分析现象。但如果有人顺着查下去，我不会删文。”

    “这就够了。”亚瑟点头，哪怕对方看不见，“谢谢你。”

    挂了电话，他没有立即关机。他打开邮箱，将同样的文件包上传到三个不同的云端存储，并设置定时发送功能——如果他在接下来七十二小时内没有手动取消，这些资料将自动分批发送给几家主流媒体的公共投稿邮箱。他还设定了触发条件：若他的手机连续48小时未联网，或备用设备未进行每日签到验证，系统将判定为“失联状态”，启动紧急发布流程。

    这是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险。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房间里只有主机运转的轻微声响，风扇低鸣，像某种古老的呼吸节奏。他想起艾迪前两天发来的消息：“他今天画画用了红色，说那是火焰的颜色。”当时他回了一句“真有意思”，其实心里酸了一下。他错过了太多这样的瞬间——第一次叫爸爸、幼儿园演出、生日许愿……每一次缺席都被解释为“工作重要”，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拿孩子的童年去换？

    但现在，他至少可以努力不让别的孩子，因为行业的谎言而失去真实的成长环境。也许有一天，当那个孩子再次问他：“爸爸，你能教我写诗吗？”他可以坦然地说：“好啊，我们从今天开始。”

    第二天清晨六点，他照常起床，煮了杯咖啡。黑豆研磨时散发出焦苦香气，水沸的声音清脆短暂。手机放在桌边，屏幕朝上。刚喝第一口，微信弹出一条推送：某知名文化评论人公众号更新，标题是《我们是否正在供养一个虚假的娱乐帝国？》。

    他放下杯子，点开文章。全文长达万字，逻辑严密，引述详实，层层推进。文中提到“某些影视项目宣称投资五亿，实际拍摄成本不足一亿”，并质疑“为何这类操作能长期存在于监管之下而不受惩处”。虽未点名，但附上的图表与数据明显指向行业潜规则。文末，作者写道：“当艺术成为账本上的数字游戏，谁还在乎故事本身？当创作者沦为财务报表的注脚，我们还能期待怎样的真诚表达？”

    不到半小时，这篇文章被多家读书类平台转载。微博上有用户自发整理出关键词，发起话题#娱乐圈成本黑洞#。起初排名很低，但讨论量持续上升。到了上午九点，这个话题悄悄爬进热搜榜第十八位，虽未登顶，却已有不少自媒体跟进解读，有人翻出过往“天价片酬”旧闻，有人对比中外制作成本差异，舆论如细流汇河，悄然涌动。

    亚瑟坐在书桌前，一条条翻看网络反应。有人愤怒，质问“纳税人的钱就这么被糟蹋？”；有人怀疑，认为“不过是圈内互撕罢了”；也有人冷嘲热讽，说这是“精英阶层对娱乐圈的围剿”。但他注意到，越来越多普通观众开始回忆自己看过的烂片：“原来不是导演不行，是根本没认真拍。”“难怪特效像五毛钱做的，原来是预算早就飞了。”

    中午时分，他收到一条私信，来自那位评论人：“已经有两家媒体联系我问来源。我什么都没说。但风已经开始吹了。”

    他回复：“谢谢，保重。”

    下午三点，艾迪打来电话。她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波动：“我看到了那篇文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