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又接着说道：

    “我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军官，对于你们同胞现在遭受的苦难，我也是手足无措。但是，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逃离这样的悲剧。”

    严肃非常理解谢廖沙的处境。谢廖沙已经和他坦承相告。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如果严肃通过一定的途径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先进的枪炮，他们就可以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军队一较高低。

    谢廖沙似乎窥探到了严肃的心思。但是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这时，谢廖沙一个举动让严肃感到很奇怪。谢廖沙居然问他喝完了酒需不需要外出方便。如果他自己要出去方便问便所在哪里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他要问严肃要不要方便呢？

    出于对谢廖沙的信任——他似乎要干点什么事出来，但是肯定不会对严肃不利——所以他便出门，来到便所。

    等他回来，谢廖沙仍然坐在椅子上，手里指着严肃枕头边放置洗漱用品的地方，让后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轻轻“嘘”了一声。那里放着一个洗脸盆的木架子，在木架子旁边，放着剃须刀、肥皂、木梳。

    严肃从谢廖沙露出神秘神色的脸上看出他并没有不露好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立即判断似乎谢廖沙秘密地在告诉他什么。

    严肃和谢廖沙继续闲聊，聊到俄罗斯境内的局势、即将发生的革命，直到外面一个俄罗斯士兵提醒谢廖沙该离开江东了。谢廖沙庄重地和严肃握手告别，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伤感，因为下一次见到严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站在持枪握戈对立的两只军队里面。

    严肃回到瑷珲城就收到了一个民事案件的状子（起诉状）和被告的状子（答辩状）。

    案件涉及一个常年在外的游医，正值酷暑难耐的夏天，在一个地主民房的施工现场，有一个人中暑倒地。游医正好在现场，就利用身边携带的中医工具，并且在工地现场一个放学的学生的协助下，让中暑者躺平，通过针灸和按摩特定穴位，把中暑者救了回来。但是，由于中暑者是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加上游医大汗淋漓，见中暑者被救了回来，就暂时找阴凉地方避暑，结果导致中暑者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再次晕倒。等到游医再次回来询问情况，在处于昏迷状态的中暑者带到他在瑷珲城的诊所，花了不少的医药费。

    现在原告即游医和那个帮忙的学生提起诉讼，要求中暑者支付医疗费若干。

    此案并非前文所述的侵权，也非合同，而是一个“准合同”（按照国内民法理论）或者“不当得利”。按照我国现行民法典，“不当得利”的定义是“没有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

    当然，这里严肃又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问题。以普遍施行的国外法的视角来评鉴国内法，并且进行采纳或扬弃，能够不失偏颇甚至能得到更好的判决结果。

    不是个人攻击——国内前二十几年左右，某学术界知名大咖曾发出关于发掘法律“本土资源”的号召。听到这话，我如果是“本土资源”，估计会吓了一跳，羞赧地说，“我们连法治1.0版都算不上。你们就是把我们敲骨吸髓，也发掘不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这些古旧的法律，配得上穷苦、不公、专制和不平等的社会。”

    不是说国外的法律一定比我们的先进。但是，用专制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法律适用于市民社会和工业社会，肯定是不适宜的。工业消费品和近代体育运动、飞机轮船等运输工具带来的侵权行为威胁、现代医疗活动带来的侵权隐患，我们会遇到，但是它们肯定比我们早遇到，也早就通过成熟的判例法和成文法（成文法有很多也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做的总结）解决了。

    如果说我们不能抵挡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趋势，那么我们也不能抵挡工业社会中发生的票据、合同、侵权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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