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达精心挑选出来延续家族辉煌的人物，如果老赵你理解不了，就想想每科榜下抓婿的闹剧，就清楚了。”

    科举制前后的中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中原。

    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前，世家大族世世代代的把持着权力，不会旁落，权力是世袭制的，旧时王谢堂前燕，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在科举制完善之后，人们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

    那些靠着能力和才华在复杂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代人，在掌握了权力、财富、资源后，由于‘能力’不能通过血脉遗传，所以会生出不成器的二代、三代子孙后代来，无法继承自己的权力、财富和资源。

    让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甘心接受自己的儿孙是个废物，并且让废物认命，这些大人物怎么可能甘心？

    这时候，第一代人必然会为了阻止儿孙在自己生前，阶级向下滑落，而各显神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使用对行业产生强烈破坏性的手段，来提携后人。

    这里面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榜下抓婿。

    当然女婿在老爷死后，就会变心，因为老爷已经没了，没办法提携自己了，只能靠自己个人奋斗难前行的时候，女婿也多半靠不住，因为人走茶凉，老爷的余荫，帮不了多少。

    除了榜下抓婿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过继，李开芳和李开藻故事，就是如此，同宗同族把有才能的孩子过继到自己家里，保证家族的兴旺，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榜下抓婿、过继之外，就是收义子了，大明势要豪右十分喜欢收义子，因为一些义子功成名就后，会照顾到自己家。

    这些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

    江南止投献的风力舆论如此猛烈，也和这方面有很大的关系，大明朝廷管的实在是太宽了，什么都管，什么都限制，远不如胡元朝廷的散漫。

    只要做了包税官，把税交够了，胡元朝廷什么都不管，家族可以一直掌握权力。

    当然，士大夫们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在南明和鞑清的对决中，选择了鞑清，后来他们发现，鞑清和胡元不一样，鞑清比大明管的还要宽，还要严，开门揖盗了属于是。

    “张问达和他的女婿曹学成，敢这么干，宁波远洋商行的其他商总们，居然不闻不问，皆为共犯。”侯于赵发动了立场判定。

    金华府知府和他的女婿不干净，这其他商总有共谋、包庇和纵容之罪。

    绍兴府知府把自己的‘侄孙’安插到了远洋商行内，这个侄孙可不是侄孙，是绍兴知府最爱的小孙子，名义上过继到了旁支，但一直养在身边，从名义身份上看，只有同姓和远方表亲的关系。

    宁波府就更过分了，从上到下，从知府、师爷，到推官、六房，再到各知县，都把自家的子侄安排到了商行里食利，可谓是大快朵颐。

    仅仅查到了的账目，就超过了三百万银。

    三天的时间还是太少了，按照过往的经验，这次权力寻租的涉案规模，恐怕要奔着千万银的规模去了，甚至更多。

    骆秉良擅长梳理账目追查银路，赵梦佑则擅长掘地三尺、瓜蔓连坐，这二位缇帅一出手，再加上缇骑部门的特殊性，就让情况变得一目了然了起来。

    朱翊钧看着侯于赵说道：“看来朕还要在浙江，再叨扰侯巡抚月余了，不把案子查清楚，朕这么走了，浙江还田的苦，就白受了，浙江最好的出海口就在宁波，宁波远洋商行却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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