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实验室，只有服务器散热扇的低鸣。我独自对着屏幕，反复检查今天的数据——那个我们以为的“突破”，在更大样本下又出现了不一致。

    “又回到原点了。”我喃喃自语，疲惫地把头靠在冰冷的实验台上。

    弗洛伊德老师的身影在显示屏的微光中浮现：“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可是我们已经后退太多次了。”我的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哽咽，“半年了，弗老师。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研究方向是不是根本就是个错误。”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飘到窗边，望着窗外沉睡的校园。月光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银边。

    “小今，你知道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突破往往来自哪里吗？”

    我摇摇头。

    “来自承认自己的无知。”他转过身，目光深邃，“当我意识到传统的催眠疗法无法触及那些最深层的创伤时，我才被迫创造出精神分析的方法。困境不是终点，而是转折点。”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方舟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热气腾腾的馄饨。

    “猜你还没睡。”他把外卖放在桌上，“陈浩说你们又遇到麻烦了。”

    我勉强笑了笑：“这次的问题更棘手。数据同步解决了，但模式不稳定，时有时无。”

    我们一边吃宵夜，一边讨论着最新的困难。方舟听得很专注，偶尔在餐巾纸上写写画画。

    “等等，”他突然停下筷子，“你们一直在试图消除个体差异，但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正是问题的关键？”

    我和弗洛伊德老师同时愣住了。

    “什么意思？”我问。

    “假设每个人做梦的‘风格’不同，就像笔迹不同一样。你们强行用一个标准模型去套所有人，自然会丢失重要信息。”

    这个想法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我们一直把个体差异当作噪声来处理，却从没想过它可能本身就是信号。

    方舟打开笔记本电脑：“我最近在研究个性化推荐算法。也许可以借鉴这个思路，为每个受试者建立独立的解码模型。”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沉浸在热烈的讨论中。方舟在白板上写满矩阵和公式，我则不断提出心理学层面的问题。

    “这里需要加入先验知识，”我指着其中一个公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情感的认知可能不同。”

    “好主意。”方舟快速修改着算法，“可以把文化背景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

    弗洛伊德老师安静地观察着我们的讨论，眼中闪着欣慰的光。

    凌晨三点，新算法的雏形完成了。方舟开始编写代码，我则重新整理数据，准备用新方法进行尝试。

    “很有趣的合作，”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他提供技术的翅膀，你把握方向的方向盘。这就是现代科研应有的样子。”

    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百叶窗时，新模型输出了第一个结果。屏幕上，原本杂乱无章的数据点开始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看这里！”我指着屏幕，“这些之前被当作噪声的数据，现在显示出了稳定的个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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