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格物’，身体力行，明体达用，莫非不是‘穷理’？莫非于‘致知’无益？”

    这一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朱熹的原话，结合自身成功的实践案例，将玄妙的哲学思辨拉回了具体的生产生活，论证了实践的重要性，逻辑严密，无可挑剔！

    孟守正被问得一愣。

    他一生皓首穷经，何曾想过“格竹”还能格出筑桥引水的用处？他 脸色涨红，强辩道：“荒谬！此乃匠人之术，小道，末技！奇技淫巧！岂能与穷究天理人心之大学问相提并论！”

    他身后太子党人也纷纷叫嚷：“正是！雕虫小技！”

    然而，在场许多年轻士子，却听得眼中放光，纷纷点头！林闲所言，实实在在，远比空谈“天理”更令人信服！

    （第二辩：经世之根本，空谈可误国）

    林闲对孟老的强辩不以为意，从容抛出第二问，直指核心：

    “晚生再问先生，何为学问‘经世’之根本？” (问题升级，直指目的)

    “圣贤著书立说，周游列国，所求为何？莫非是让后人将经典束之高阁，终日空谈性理，于国计民生却一无所知，于百姓疾苦漠不关心？《大学》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士子本分。”

    “若读书人只知背诵章句，却对漕运弊政束手无策，对边关烽火充耳不闻，对百姓饥寒视而不见，此等学问，纵是精深，何以‘经世’？何以‘平天下’？”

    “晚生研制香皂花洒，或可让百姓洁净少病，此非‘仁心’体现？改良农具水车，或可使五谷丰登，此非‘德政’基础？探究漕运海运，或可省民力、富国库，此非‘经国’大业？若此等‘末技’能利国利民，是否恰恰最合‘经世致用’之本意？是否正是圣贤所期望的‘修齐治平’之实践？”

    这一问，将“经世致用”作为衡量学问价值的唯一标准，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直接将孟老所代表的腐儒学究逼入了死角！你若否定这些实绩，便是否定圣贤“经世”的理想！

    孟老脸色由红转紫，胡子气得翘起老高。

    他颤抖着手，挥舞拐杖指着林闲道：“强词夺理！功利之心，锱铢必较，岂是圣贤本意！圣贤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非是计较这些微末之功利！”

    第三辩：林闲依旧从容，抛出了最终一问，语气沉稳，却如黄钟大吕：

    “晚生三问先生，何为‘守正出新’之真义？” (问题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

    “孔子，圣之时者也，亦曾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入太庙每事问。若一味守旧，不思进取，与刻舟求剑之楚人何异？” (引用孔子事迹，论证与时俱进)

    “‘守正’，乃守仁义之本，守天下为公之正心，非是守章句之末，守陈规旧法！‘出新’，乃顺应时势，探求新知，以更好地践行仁义，服务天下！” (明确概念，划清界限)

    “若时代已变，器物已新（如火器、钟表、远洋海船），我辈学人是当抱残守缺，视新物为洪水猛兽，还是当研究其理善加利用，以‘利其器’而更好‘善其事’，以‘格新物’而更好地‘致新知’？若后者为是，则晚生所谓守正出新有何谬误？”

    这一问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论证了“创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彻底驳斥了顽固守旧的观念。

    简单一问，便将“林学”的立论基础，夯实得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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