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

    这让余英时觉得很有意思，他把最近发生的诺奖风波联系在一起，发现这是一体两面。

    一方面，西方人不认为你是西方人，这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华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所以这些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华人本身，也会因为余切“失去奖项”而感到愤怒。

    如果按照“自小生在马圈的马”这一逻辑，这些华人是不应当感到愤怒的。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是“驴”，他们感到愤怒，说明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是“驴”，而且把余切的落选，视作为对自己文化的冒犯。

    这太有意思了！

    不可能每一个华人都看了余切的，但他们认为否定余切就是在否定他们。这是一种“老中”骨子里的防御思维。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余英时花了一星期，起了个研究草稿《士与中国文化》。

    “‘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自秦、汉之后，这一阶层转变为具备深厚经济基础的社会代言人，一方面他们通过文章和其他中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起粗浅的‘代言人关系’，另一方面，‘士’本身具备为该民族开疆扩土，引领生产发展的职责，他们是社会当中的精英……当他们绝对尽职尽责，身体力行，却受到外人侮辱时，这种个人恩怨会被上升到对整个集体的否定！”

    “于是，那些敌人将要被‘士’以及其背后的网织起来的无数平民所报复，我认为这构成中国人底层思维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传承良久，以至于到了1988年，我们在诺奖当年度的评选中，再一次看到了这种现象！”

    ……

    大陆的“钱”也在写文章。

    钱忠书住在三里河南沙沟的“高知楼”，几年前和余切一起开创了“融冰之旅”后，钱忠书就陷入到了几乎隐居的生活。

    他认为“人太出名会遭受到祸害”，这和钱钟书年轻时的想法完全不同。此前钱忠书唯一的牵挂是女儿的工作问题，因为钱忠书拒绝了不少外媒的采访，家里少了许多收入。

    这让他对女儿钱媛很愧疚，这是他唯一的女儿。

    从美国回来后，可能是因为钱忠书的功劳太高。他女儿顺利入职燕大外语系，目前和余切是同事。

    钱忠书了却一桩心事后，就再也不对外露面了。

    同样是十一月四号。

    燕大开了教职工大会，会上就燕大如何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让大家出言献策。经济系有教授说：“余老师写的那么好，居然都会落选诺贝尔文学奖，可见他们外国人是排斥我们的！”

    “文学都这样，更不要说理工科，不要说那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了，我们如何来追赶呢？”

    话音刚落，文学系也有教授道：“我们燕大是余切的娘家，也得过余老师的好，像是‘甲骨文大会’就是余老师来牵头的。我们应该在外表露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满余老师落选诺奖的！”

    这开了个话匣子，大家踊跃发言，但实现起来几乎不可能。

    因为文学一项上，得益于近年来少数人的成功，尚且有和西方同台竞技的可能！中国作家甚至能上日本黄金档的电视台做节目！中国的现代文学已经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兴趣。

    然而，在更为广大的理工科上，国内的水平还相当粗浅。人家请你来合作、交流就是已经是不错了，你还逼人家表态，这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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