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对。”那人楞了一下道。

    四方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先发问了，她问的是余切。

    “我从1985年就开始关注你。当时你提出了‘核废土’的主张，你说如果世界大战，世界并不会毁灭，毁灭的是人类。你还对日本的经济泡沫提出过预言，尽管那还没有实现……这是不是说，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对人类的发展你是悲观的。”

    角谷美智子补充道：“你的身份也很多，我其实讨厌这样的人。打猎，运动迷，好斗，纪实作家……哪一个是你？这是否存在一些夸大化的表演，因为你知道西方社会喜欢这样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现象。

    美国人更喜欢此类作家。这种人不是靠“勤能补拙”来写，而是在众多的特长之下，仿佛“轻松写意”的写出洞察人心的巨著。

    到底是为何有这样的文化差异？

    也许是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给你的是你本来的天赋”，如果你把事情搞得特别辛苦，那么你便没有这种天赋，你却偏要努力，可见你是不敬上帝的。

    “你其实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否对人类感到悲观？我不感到悲观。我只是希望人类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浪漫的乐观，像《地铁》的结尾那样，大不了都重新来过，这不是什么大事。”

    “因此，投降的人不是我的读者。”

    “第二个，日本是否会泡沫破灭？会的，只是时候未到。”

    余切每句话都是猛料。

    《时代周刊》的刘祥成最近因拍摄“中导谈判”前去冰岛了，这使得他错失了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对话。

    邵琦却在这，她情不自禁抬起头，看着余切舌战群儒。

    专业记者的素养，促使她要把余切的所有话记下来，但那好像不需要特别的用心，因为她已经忘记了角谷美智子问的什么，却清楚的记得余切讲的每一句话。

    余切呼吸的时候，这里的人就会呼吸；余切笑起来的时候，这里的人也会大笑。

    到底人们真的认识眼前的余切吗？

    还是他们看到了想象中的余切走到了现实当中来。

    这是由媒体，他自己的和传奇故事共同塑造的集合，一个叫“余切”的现象。

    据说乔公访美时，很快受到难以置信的欢迎。在这已可见一斑。

    “第三个问题！”余切伸出手指头。

    他想要到此结束争论。

    余切说：“好的人不会扮演某种受人喜欢的角色，你恰恰搞错了，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你才以为大家认可这样的角色。”

    角古美智子一下被说的发愣。

    先有喜欢，再去找的理由来支撑喜欢？

    中国笔会的会长是巴老，而美国笔会的会长是诺曼·梅勒。此君是工科毕业，学的空间飞行技术，当了四年美国大兵，打满太平洋战役。

    结了六次婚，很多私生子，负债累累、酗酒吸毒，对政界要人和女明星口嗨，替杀人犯辩护。

    然而，他被认为是“美国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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