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有了余切在新大谷饭店内临时的演讲。

    结果，记者们一阵窃窃私语，最后只问他一个问题：“芥川奖对你们中国人重要吗？”

    这问题很简单，余切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重要也不重要。”

    记者们当然不会懂了。

    “为什么？”余切笑道。“很多中国人其实不知道芥川奖，假如我现在角逐的是另一个奖项，比如日本的直木奖，或者是法国人的雷诺多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大家也会觉得开心，所以芥川奖其实不重要。”

    “但它也很重要，因为我的获奖可以鼓舞到国内的创作者。他们原先不知道自己的水平，而现在他们敢于同台竞技，因为有人突破了文学上‘禁区’，证明了我这个皮肤，我这个文化的无限可能。”余切对日本记者说道。

    这话说起来十分简单，但听到这话的许多人都感慨了。

    尤其是熟知国内文学史的徐驰，他知道余切在暗指他成为了打破“枷锁”的人。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涉及到国内作家群体的一个时代遗憾。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拒绝了国外奖项，比如鲁迅曾经说“中国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有人拿到奖项反而是坏事，助长了大家的虚荣心，使得大家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苦难，害处很大。”

    于是，鲁迅拒绝了一切外国奖项。

    大名鼎鼎的沈聪文传言被诺奖提名过三次，他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于欧洲掀起了一股“沈聪文”热，几乎代表了中国的现代文学。但就在沈聪文第三次被提名的不久，沈聪文就离开人世。

    他也没拿到奖项。

    钱忠书曾经有机会拿到国外文学奖，然而当时的舆论环境不允许钱忠书拿国外奖项，所以他批评了一顿外国的文艺评论家，甚至把国外文学奖贬低为“粪土”！钱忠书实际怎么想的无法知道，但他表现得要和一切国外奖项决裂，外国人自然也不会贴他的冷屁股。

    于是，钱忠书也失之交臂。

    这些在国内文坛名人堂的天王巨星们在各个时代，拒绝了国外奖项，带来了一个遗留问题：

    就是在中国文学重新进入世界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好比大航海时代，船只能到达的最远路线来自于前一个船长绘制的航海图，他们在新的地方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后来的人才知道：这片海域是我足够来的地方，我可以踏入这里。

    然而，这一片地方对中国作家来说，是相对空白的。而我们有如此辉煌的文学史，文学如此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度，我们也为之骄傲，但一谈到具体的奖项时，气氛常常变得尴尬。

    余切说的就是这个。

    他在新大谷饭店门外的“答记者问”被当成是演说，新化社的记者发稿回到国内，也没有经过什么审稿，直接在电台念了出来。随后，又在电视台通过新闻进行播放。

    木青是新化社的大领导，他亲自来撰写了新闻稿。让余切这个简单的“演说”变得很有级别。宣读新闻稿的主持人抑扬顿挫，难掩激动，声音有明显的颤抖。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种种铺垫之下，一些人以为余切已经拿奖了。

    已经拿奖了！

    发新闻的，念新闻的都知道结果在明天才出来，但是听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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