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公历1898年9月21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北京城还在沉睡，或者说，在一种不祥的死寂中屏息。

    突然，急促、整齐、沉重的脚步声，像闷雷一样碾过东华门外的石板御道，由远及近。火光跃动，映出一队队持枪荷戈、全副武装的兵丁。这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五营，以及神机营的部分旗兵。他们沉默而迅猛地控制了紫禁城各门，尤其是光绪帝居住的瀛台通往外界的所有通道。宫门被从外部加锁，守卫被替换。

    没有圣旨，没有明发上谕。一切都在沉默与铁甲碰撞的声响中进行。颐和园通往西直门的道路上，车驾如风，那是慈禧太后连夜起驾，还宫。

    天刚蒙蒙亮，一道由慈禧太后主导、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便已拟就，内容骇人听闻：皇帝“屡有不适，调治日浅”，太后“慈恩颐养，深宫宵旰”，为“社稷计”，不得不“训政”，即重新垂帘听政。同时，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

    政变，在绝大多数人尚在梦中的时刻，已然完成。

    二

    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天亮后迅速传遍京官士绅的圈子。粤东会馆、南海会馆首当其冲，早已被兵丁围得水泄不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前一日已闻风潜逃出京，扑了个空。搜捕范围迅速扩大。

    浏阳会馆所在的北半截胡同，却异样地安静。会馆大门紧闭，院内，那棵老槐树下，谭嗣同独自坐着，面前一只铜盆，盆中火焰正吞噬着一叠叠信札、文稿、书籍。

    火光映着他平静得近乎肃穆的脸。他烧得很仔细，确保每一页都化为灰烬，不留下任何可能牵连友人的字句。那里面有他与陈三立、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信件，有湖南同仁的联络名单，有未及上呈的变法条陈，也有《仁学》的部分修订手稿。纸灰随着热气升腾，像灰色的蝴蝶，在他衣衫上盘旋，然后寂灭。

    他想起昨夜。当林旭脸色惨白、踉跄着冲进会馆，带来宫闱巨变、全城搜捕的确切消息时，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力劝他即刻离京，避往日本使馆或设法出城。

    “复生兄！快走！留得青山在！”梁启超几乎是在嘶吼，眼中布满血丝。

    谭嗣同却摇了摇头，目光坚定如铁：“卓如，你们走吧。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银两和几封介绍信塞给梁启超，“速从东交民巷走，迟则生变！”

    众人苦劝，甚至欲强行拉他走。谭嗣同勃然变色，按剑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声震屋檐，众人知其志不可夺，含泪离去。

    此刻，故友星散，独对孤灯残火。谭嗣同心中并非没有恐惧，那是对死亡本能的敬畏。但一种更强大的、近乎殉道般的宁静压制了它。他早就预见了这一天，从写下“冲决网罗”的那一刻起，从夜访袁世凯却心生疑虑的那一刻起，甚至更早，从他决意与旧世界为敌的那一刻起。这条路，注定要以血祭奠。

    “大人！”会馆老仆跌跌撞撞跑进来，声音发抖，“外面……外面来了好多官兵！把胡同两头都堵了！”

    谭嗣同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盆中将熄的余烬，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衫，那是夫人李闰为他北上缝制的秋袍，青色，已略显旧，却整洁挺括。

    “开门。”他平静地说。

    三

    几乎是北京政变的同时，湖南巡抚衙门也笼罩在一片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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