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的反腐风暴，刮过教育局和人社局后，迅速延伸到全县各中小学校长群体。

    黄江北在县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此次清查必须严格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纪委办案原则，坚持宽严相济、分类处置：“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要是连掌舵人都歪了心思，教育的大船怎么可能行得正？这次清查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厘清问题、划清底线，让犯了错的知错改错，让守规矩的挺直腰杆，真正整肃教育系统的风气，还师生一个清朗的教学环境。”

    县纪委监委迅速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以教师调动“签字费”为核心核查重点，划定两万元为纪律处分的关键界限——这既是结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定的情节轻重分水岭，也与受贿罪刑事立案起点（通常三万元）形成合理衔接，兼顾纪法区分与基层执纪实际。核查小组下沉到各个学校时，同步发布《关于主动说明问题的通告》，清晰告知政策：凡收受“签字费”及相关财物在两万元及以上，或存在索贿、多次受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情节的，一律立案审查调查；收受财物不足两万元、且未造成恶劣影响，能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到纪委说明情况、全额退缴违纪所得的，依规依纪从轻、减轻处理；对如实说明情况、认错悔错态度诚恳的，可适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予以批评教育、诫勉谈话。

    通告下发的第二天，县纪委监委的谈话室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不少校长揣着装着退缴违纪所得的信封，红着脸、低着头走进谈话室。一位偏远乡镇的小学校长主动交代，曾收过两名申请调往县城学校的教师各五千元的“感谢费”，用于在调动申请表上签字，他坐在谈话椅上，声音沙哑地坦言：“当时觉得老师们调走不容易，想着自己签个字也费了不少周折，收点钱不算什么，现在才明白，这是借着权力谋私利，是实实在在踩了纪律红线。”核查组工作人员严格依规开展工作，一边耐心核实情况、认真记录笔录，一边细致宣讲政策，明确告知主动交代的从宽处理依据，同时严格履行权利告知程序，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让前来说明情况的校长彻底放下思想包袱。

    核查过程中，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浮出水面。九校校长郑贵发，在两年时间里，针对同一名申请跨学区调动的教师田文军，利用每一次调动签字的权力反复索要好处。田文军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动力，为了能调到离家更近的学校，方便照顾母亲，他先后四次找郑贵发签字。可郑贵发却把签字权当成了敛财工具，每次都以“岗位紧张”“审批严格”为借口，明目张胆索要“签字费”和高档礼品。田文军为了顺利调动，咬牙东拼西凑，前前后后累计被郑贵发收受现金三万余元，还有市价两万余元的高档烟酒和茶叶，合计金额达五万多元。更令人愤慨的是，郑贵发收了钱却屡次拖延办理，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直到田文军托人说情、再次加码送礼，才极不情愿地在调动申请表上签字。这种“雁过拔毛、反复敛财”的行为，在教师群体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教师敢怒不敢言。

    与此同时，核查组对涉嫌严重违纪的校长，果断采取立案审查调查措施。城郊中学原校长刘全福、城关镇中心学校原校长孙茂才，不仅收受“签字费”均超过两万元，还存在配合彭霸天、周志强等人敛财的行为，属于顶风违纪、情节较重；城西小学校长张宏斌，先后向三名申请调动的教师主动索要“签字费”，累计收受三万余元，属于主动索贿，性质远比被动收受恶劣，依规从重处置；九校校长郑贵发，针对同一教师多次受贿、合计金额超五万元，且存在拖延刁难、败坏教育风气的情节，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核查组在掌握转账记录、礼品清单、田文军的证言等确凿证据后，依法对四人立案调查，并报请县委同意免去其校长职务，对其涉嫌受贿犯罪的线索，已同步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半个月后，全县校长清查处理结果正式通报，完全契合宽严相济、分类处置原则：对郑贵发、刘全福、张宏斌等4名收受财物超两万元、情节严重或存在索贿、多次受贿行为的校长，立案审查调查并免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8名收受财物不足两万元、主动说明问题并全额退缴所得的校长，分别给予诫勉谈话、党内警告等轻处分，处分决定均依法送达本人，并明确告知其申诉权利和申诉渠道；对5名始终坚守原则、从未收受任何好处，在教师调动工作中公平公正的校长，全县通报表扬，树立正面典型。

    西关小学校长李红梅是受表扬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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