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下午，台北站那间小办公室。

    刘耀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敲得没个规律，心里头跟猫抓似的。

    昨天晚上周福海来他家，两人谈了整整一晚上。自从礼拜一在全站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当众给余则成道歉后，现在整个台北站谁都想在他头上踩一脚。

    张万义那个王八蛋，以前见他唯唯诺诺，现在狂得竟敢跟他对着干。上午他去档案室想查点旧资料，老王就挡在门口，硬是不让：“刘处长，您现在是留用察看，按规定不能随便查档案。”

    他现在纯粹被边缘化了，整个一个局外人，一个闲人。这口恶气憋在心里，烧得五脏六腑都疼。

    刘耀祖冷笑一声，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火星子溅出来，烫到手背上，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他妈在军统和保密局干了二十多年！在北平站时跟日本人拼过刺刀，跟共党打过巷战！现在居然让我给余则成那种坐办公室的小白脸道歉？丢人丢到家了。”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办公室小得可怜，走三步就得转身。地板是水泥地，皮鞋踩上去咚咚响，一声比一声重。

    走到窗前，他“哗啦”一声推开窗户。外头是台北站的院子，下午三四点钟，太阳斜斜地照着，几个年轻人正在那棵老榕树下抽烟说笑。

    他想起余则成那张永远平静的脸，想起余则成说话时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想起余则成看人时那种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眼神。

    “余则成……”

    刘耀祖咬着牙，他不能认这个栽。他要把掉在地上的脸重新捡起来。否则这辈子在保密局再也抬不起头了。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屋里炸开。他吓了一跳，定了定神，走过去接起来。

    “喂。”

    “处长，是我。”是周福海的声音，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还有汽车喇叭声，应该是用邮电局的公用电话打的。

    “福海，”刘耀祖不等周福海开口，便恨恨地说，“你听着，我要做件大事。”

    “处长，您说。”

    “我要动余则成。”刘耀祖一字一顿，“就这个月，基隆港。”

    电话那头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处……处长，”周福海声音发颤，“您是说……”

    “绑架。”刘耀祖说得干脆，“把他弄到手，审他。审出东西来，咱们就能翻身。你现在被弄到总务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也一样，再这么耗下去，迟早被踢出保密局。”

    “可……可这是……”

    “我知道这是什么。”刘耀祖打断他，“是玩命。所以问你，干不干？”

    电话那头半天不说话。刘耀祖能听见周福海粗重的呼吸声，还有他咽口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周福海才开口，声音还是抖的：“处长，怎么干？”

    刘耀祖心里一松。周福海没直接拒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

    “你找几个人。”他说，“要生面孔，从外面刚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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