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晚秋站在卧室中央，手心里的平安符已被汗水浸湿。房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挂钟的滴答声机械而执着，提醒她时间的流逝。

    “穆晚秋。”她对着玻璃上的倒影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如星河倒悬。这是香港，1951年的香港，与她熟悉的天津、北京全然不同的世界。三天前，她以“海棠”的身份抵达这里，带着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

    衣柜里挂满了真丝旗袍，藕荷色绣梅花的，墨绿色镶金边的，绛紫色滚银边的。梳妆台上摆着法国的香水，英国的面霜，美国的唇膏。这些都是组织为她准备的道具，用来装扮一个叫做“穆晚秋”的女人。

    她取出一件藕荷色绣花睡衣，走进浴室。热水冲刷着身体，也冲刷着过去的痕迹。镜子里水汽氤氲，人影模糊。她想起在北京文化局的宿舍，那张硬板床，那个烧煤的炉子。

    擦干身体，她坐到梳妆台前，打开那支正红色口红。颜色浓郁得像血。她对着镜子涂抹。

    “像吗？”她轻声问。

    没有人回答。

    她擦掉，重新涂了一遍。这次好多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穆晚秋准时醒来。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划出一道道光痕。她洗漱，化妆，穿上浅灰色旗袍，外搭米白色针织开衫，头发梳成发髻，别上珍珠发簪。

    镜子里的人完全变了。不再是穿列宁装、梳麻花辫的女干部，而是一位温婉优雅的香港太太。

    九点整，陈子安准时出现。车子驶下山道，香港的早晨热闹非凡，报童叫卖报纸，黄包车夫在车流中穿梭，茶餐厅里飘出奶茶和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先去梁家。”陈子安说，“梁太太和家慧在等您。”

    梁家住在跑马地的一栋三层洋房里。车子驶进铁门，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妇人快步迎上来：“晚秋！你可回来了！”

    这就是梁太太，圆脸，慈眉善目，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她握着穆晚秋的手不放：“瘦了，是不是在英国吃不惯？”

    这时，一个小女孩扯了扯穆晚秋的衣角：“穆老师。”

    女孩六七岁模样，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又大又亮。穆晚秋蹲下身，柔声说：“家慧长高了。”

    “穆老师，你还会教我弹琴吗？”

    “当然会。”

    客厅里，三角钢琴立在落地窗前。家慧拉着穆晚秋往钢琴边走：“穆老师，我现在就弹给你听！”

    孩子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虽然稚嫩，但每个音符都认真。穆晚秋坐在她身边，看着这个“教了两年”的学生，心里涌起复杂的情感。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她必须把这些当作真的。

    一曲弹罢，家慧期待地看着她。

    “弹得很好，”穆晚秋由衷地说，“节奏很稳，感情也到位。”

    女孩开心地笑了，扑进她怀里。

    午饭时，梁太太不停给穆晚秋夹菜：“对了，后天晚上在家里办个晚宴。”

    第三天下午，陈子安带穆晚秋去看秋实贸易公司。办公室在皇后大道中一栋五层高的洋楼里，墙上挂着约翰·卡明斯的照片，浅棕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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