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炎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传递上去，并且在皇帝和部分重臣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番立论持正、不偏不倚、力求务实的表现，为他赢得了“立朝有体，建言有物”的评价。

    退朝后，徐博士派人送来二字评语：“得体。”

    沈文昭则在翰林院听到风声，私下对朱炎感叹：“朱兄今日殿前奏对，可谓胆识过人，情理兼备，弟佩服之至。”

    朱炎并未因此沾沾自喜。他清楚，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博弈还在后面。他立刻将朝议情况以密信告知商丘，提醒赵虎、张承业，无论朝廷最终决策如何，地方上胥吏趁机盘剥几乎不可避免，要求他们借助民壮和士绅力量，严密监督，必要时可联合其他州县正派士绅，共同抵制过分摊派，务必稳住地方民心。

    同时，他指示猴子，信息网络要加强对各地加征政策推行情况、民间反应以及吏治动向的收集，这关系到他的“安抚”之策能否得到验证，也关系到天下的安稳。

    立于朝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朱炎深知，自己今日之言，或许能稍稍影响政策走向，减轻些许民间苦难，但也将自己进一步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勤勉，既要持守为民请命之正心，也需懂得在权力格局中保护自己，积蓄力量。他的路，还很长。

    第三十二章权责渐握

    朝议之后，朱炎“立朝持正、建言有物”的名声不胫而走。尽管加征辽饷的诏命最终还是颁行天下，内容与旧例相差无几，并未完全采纳朱炎的综合方案，但皇帝在诏书中特意加入了“严禁胥吏趁机加派、苛虐小民”、“各地督抚需切实安抚，毋使生变”等语句，显然受到了朱炎“安抚”之策的影响。这份隐隐的“知遇之恩”，让朱炎在朝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而稳固。

    工部内部，吴郎中对他几乎已是言听计从，许多重要文书、议定事项都交由他把关。甚至连那位不太管事的尚书大人，在部务会议上也偶尔会征询他的意见。朱炎并未因此跋扈，反而更加勤勉，处事愈发公允周全。他利用职权，开始系统地梳理都水司历年积弊，尤其针对工程核算、物料采买等容易滋生贪腐的环节，制定了一系列更为明晰的规程和核查办法，虽未大张旗鼓地整顿，却也在潜移默化中收紧了口子，令司内一些心怀鬼胎之徒暗自收敛。

    他的京城小圈子“明理堂”，随着他声望的提升，吸引力与日俱增。如今，参与其中的已不仅限于中低级官员，甚至有一两位不得志的翰林、科道官员也悄然加入。聚会的内容也愈发深入，开始秘密探讨一些更为尖锐的议题，例如卫所制度的崩坏根源、如何有效遏制宗室禄米对财政的拖累等。朱炎依然是灵魂人物，他引导讨论，归纳总结，并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对于制度改良、技术革新的一些系统性思考，以“假设”、“推演”的方式，零星地灌输给这些核心成员，慢慢凝聚共识，培养未来的班底。

    信息网络的作用愈发凸显。猴子不仅负责传递消息，更开始按照朱炎的指示，尝试进行一些初步的“专项调查”。例如，针对朱炎怀疑的漕运环节贪墨问题，猴子通过车马行的关系，暗中记录了某些闸口过往船只的数量、时间与官方记录之间的差异；又或是收集各地推行辽饷加征的具体情况、民间真实反应以及地方官的应对策略。这些经过初步处理的信息，为朱炎的决策和建言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朝局中，往往能比别人看得更远、更清。

    然而，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觊觎。这一日，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来访——司礼监随堂太监王德化的一名干儿子，王瑾。王瑾在内官监当差，虽职位不高，但因其“干爹”的地位，在宫中颇有能量。他来访的名义是“慕朱大人清名”，实则言语间多有试探，隐隐透露出若能得朱炎在工部工程方面“行些方便”，日后宫中必有回报之意。

    面对这来自宦官系统的拉拢，朱炎心中警铃大作。他深知宦官势力盘根错节，与之过从甚密固然可能获得一时便利，但更容易清白受损，甚至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尤其是这位王德化，在历史上并非正面角色。他当即神色一正，言辞恳切而又不失恭敬地回应：“王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然工部事务，关乎国计民生，皆有法度章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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