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的银两专备织造以外，让临清、河西务这两个钞关自正德八年正月起，允许收钱、钞。淮安、苏州、杭州三钞关，自正德九年正月起开始接受钱、钞。以上钱款除了扬州织造银不动，都解送司钥库应用。九江钞关仍旧征收银两，送入内承运库。

    要知道在这之前，正德五年的时候，朝廷曾经下令这七大钞关的税收，全部折算为银两，纳入内承运库应用。

    因此正德七年十月初十的司钥库钱钞见底，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宝钞见底的信号。

    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统朝的时候，同样是司钥库上奏，说因为宝钞太多，已经没有库藏的空间。

    只不过这个信号，并没有被当时人察觉。

    或者就算有人察觉，他们也没信心再去尝试拉起这已经信用破产的信用货币了。

    毕竟……，如果朝廷官员发工资的时候不想领大明宝钞，那就最好别谈大明宝钞的事情。

    至于宝钞推行能不能推动，能不能被社会接受，按照裴元的看法，只要军费是用宝钞发的，就一定能推动。

    拿刀的人，不会让手里的宝钞变成纸的。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日本有丰富的银矿，东南亚有大量的金矿和铜矿。无论是战争掠夺，还是经济压榨，都有希望用来弥补大明财政的流动性。

    但是这对于这个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交流，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经济模型。

    大量的地主豪强，仍旧会把不易保存的农作物、丝绸、瓷器换成黄金和白银埋进土地里。

    凝结在开采提炼中的劳动，以及黄金白银定价中的富余价值，全都埋入土中，或者制作成器皿，失去了他们作为货币的本来意义。

    国家的流动性不会有太大的提高，还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做无意义的事情，并且承担其中的风险。

    如果单纯只是这些因素的话，裴元也可以接受。

    并且可以将金、银、铜作为一种商品，开采之后高价向社会提供。

    但是这些金属货币，对于统治政权有一个很致命的风险。

    那就是它们的价值，锁定在它们本身上面。

    无论现在是汉，现在是唐，现在是宋，现在是元，现在是明，甚至是清。

    黄金就是黄金，白银就是白银，铜钱就是铜钱。

    而大明宝钞，是“大明”的宝钞。

    只有让这个时代的财富，只有让这个时代最富有的那些人绑定大明，他们才能真正的愿意去守住这个大明。

    如果南方的经济体，手中的大量财富体现为大明宝钞。

    那么当女真入侵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乐呵呵的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那么当遭遇大灾，饥民食不果腹，姓李的邮递员又被优化的时候，他们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不闻不问？

    只要能释放出大明强大的国力，这个时代本就没有大明做不到的事情。

    裴元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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