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擅长的。而且，扫黑除恶刚结束，大家连续高强度工作了三年，好不容易能喘口气，现在又要搞这么大动作，同志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吃不消啊。”

    “王支队，我理解你的顾虑。”雷杰看着老王，语气平和，“但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老百姓被骗一百七十万，和被人抢了一百七十万，哪个更严重？抢劫是暴力犯罪，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通过侦查、抓捕、审判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电诈是智力犯罪，犯罪分子藏在境外，老百姓被骗后，钱很难追回来，心理创伤也更严重。王老太太的情况你也知道，那是她的养老钱、救命钱，被骗后她几乎崩溃了。我们作为警察，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吗？”

    “那不一样，抢劫是面对面的犯罪，性质更恶劣。”老王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的警力本来就紧张，扫黑除恶后，很多干警都被抽调到了其他岗位，现在再抽调人手去搞网安、搞电诈，其他刑事案件怎么办？”

    “时代在变，犯罪形式在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必须跟着变。”雷杰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中层干部，“扫黑除恶是阶段性的胜利，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是长期的责任。以前我们面对的是刀光剑影，现在面对的是网络诈骗、思想渗透，这些新型犯罪虽然没有硝烟，但危害同样巨大。我们不能守着过去的经验过日子，必须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局务会上，年轻民警们大多支持雷杰的新思路。网安大队的年轻民警小李，刚从警校毕业两年，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他激动地说：“雷局说得对，现在的犯罪越来越高科技，我们必须用科技手段对付科技犯罪。暗网、虚拟货币、加密通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领域，但只要我们肯学，一定能掌握。我愿意加入攻坚小组，潜入黑产群组获取情报！”

    经侦大队的年轻干警也纷纷表示支持：“跨境电诈不仅危害民生，也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尽快打击，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秩序。”

    但一些老干警的抵触情绪，比雷杰预想的要强烈。他们习惯了传统的侦查办案模式，对网络、科技等新事物感到陌生和畏惧，更愿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轻易尝试新的工作方式。

    更让雷杰忧心的是，两天后，县委办转来一份省里下发的征求意见稿——《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文件打印在厚厚的A4纸上，标题醒目，内容详尽，主要围绕“规范涉企执法程序”“减少不必要的执法干扰”“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展开。

    雷杰仔细翻阅着文件，看到其中几条内容时，眉头越皱越紧：“对企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事先进行风险评估，避免对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不当影响”“严禁对企业进行‘运动式’执法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的检查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涉企案件的办理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必须报上级部门批准”。

    文字都很规范，看似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但结合当前的形势，雷杰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深意。他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林雪，发现她也在仔细阅读文件，在文件的空白处，用红笔批注了一行字：“此件由省政法委研究室起草，李建平牵头。”

    “林书记，你怎么看？”雷杰把文件推到林雪面前，语气凝重。

    林雪放下笔，揉了揉眉心，脸上露出一丝疲惫：“你知道昨天开发区管委会报上来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吗？投资方是一家外地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计划在凌源投资五个亿建工厂。但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县里出具书面承诺，保证不对企业进行‘运动式执法检查’，不搞‘选择性执法’，不随意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

    她苦笑了一下：“他们的用词，和这份意见稿几乎一模一样。很明显，有人在背后造势，通过文件、培训、甚至投资条件等方式，系统性地塑造一种‘后扫黑时代’的舆论氛围——把扫黑除恶定性为‘非常态’的‘运动式执法’，把严格执法污名为‘影响经济发展’‘破坏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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