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潮汕平原在历经战火蹂躏后，终于迎来了短暂的、表面上的平静。陈炯明叛军主力被击溃，残部四散，革命政府的旗帜插上了潮州、汕头等主要城镇的城头。东征，这场以黄埔学生军为刀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然而，对于教导第一团，对于谢文渊和他的二连而言，这“胜利”二字，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部队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凯旋回师，享受鲜花与掌声，而是奉命就地驻防，驻扎在潮州城外一片临时划定的区域，担负起清剿残敌、维持地方秩序、并随时准备应对反扑的重任。

    所谓的营地，不过是利用废弃的民房和匆忙搭建的草棚，条件极其简陋。连日阴雨，使得营地内泥泞不堪，空气中混杂着霉味、汗味和伤药的气息。疲惫，如同附骨之疽，侵蚀着每一个官兵的身体与神经。连续数月的高强度行军作战，巨大的伤亡损耗，让这支曾经意气风发的革命尖刀，也显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疲态。

    谢文渊将连部设在一间漏雨的祠堂偏房里。他坐在一张吱呀作响的破旧木桌前，就着摇曳的油灯光，仔细核对着一份刚刚送达的补充兵员名单和物资清单。他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憔悴，眼窝深陷，下颌冒出了青黑的胡茬。左肩的旧伤在潮湿天气里隐隐作痛，但他握笔的手依旧稳定。

    名单上，又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们将填补二连在棉湖、在河婆、在无数次小规模清剿战斗中留下的空缺。花名册上，被划掉的符号密密麻麻，触目惊心。赵铁柱、李阿仔、王栓柱、张大山、王小虎、孙福顺、陈小满……这些名字，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他的心底，沉甸甸的，几乎让他难以呼吸。

    他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桌角那方紫石砚和半块徽墨上。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冰冷却仿佛带着父母的凝视，与花名册上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形成了无声的对话。家仇与国恨，个人的悲痛与集体的牺牲，在这寂静的夜里，如同潮水般反复冲击着他的心防。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沉重。

    “报告！” 门外传来值班排长的声音。

    “进来。”

    原一排长已在棉湖牺牲，新任的一排长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愤懑和不平：“连长！补充来的新兵，素质太差了！大多是刚从田里拉来的壮丁，连枪都端不稳，队列都走不齐！这……这怎么打仗？还有，上面拨下来的给养，克扣得厉害，粮食不够，药品更是稀缺！弟兄们怨气很大！”

    谢文渊沉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这些问题，他何尝不知？革命队伍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倾轧、地方势力的敷衍、后勤的混乱，都在消耗着这支新生军队的元气。

    “知道了。”他淡淡地回应，“新兵训练要抓紧，从最基础的教起。告诉他们，不想莫名其妙死在战场上，就给我往死里练！粮食的问题，我去营部想办法。你先回去，稳住弟兄们的情绪。”

    一排长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谢文渊那疲惫却不容置疑的眼神，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敬了个礼，转身离开。

    谢文渊叹了口气，站起身，走到门口。雨还在下，细密而冰冷。营地里，士兵们蜷缩在简陋的栖身之所，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发呆，有的围在一起，低声抱怨着恶劣的条件和匮乏的物资。一种无形的沮丧和迷茫，在营地中弥漫。

    他知道，不能让这种情绪蔓延下去。身体的疲惫可以恢复，但士气的低落是致命的。他必须做点什么。

    第二天，他没有先去营部争补给，而是召集了全连官兵，就站在泥泞的操场上。雨水打湿了他的军帽和肩膀，但他站得笔直。

    “弟兄们！”他的声音透过雨幕，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我知道大家很累，条件很苦，很多人心里有怨气！我也有！”

    他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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