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最远的——哦，这是诗性世界强大的弹性空间？！1993年夏天开始，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和凌波成了同事——也是凌波的邀请，我成了他创办的“一行广告策划公司”暨“一行影视制作公司”文字总监——两个诗人每天八小时凑在一起，可着劲儿要唱艺术-人文-市场三位一体的一台戏。戏的落幕是1993年12月26日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那天——凌波和我二人策划的“包装中山广场”巨型全景式现代公共艺术行动，在行政强力干预下的流产。诗人介入市场、反思社会、提升文化之梦的“破灭”，让我和凌波几个月面对面的诗意活化、思想激荡也嘎然而止。我不得不离开了大连。我们两个老友之间从“最近”这一端，开始摆荡向“最远”。凌波仍然在“海”里，我呢，既没有真正下海，也无所谓上岸，就在“海”的边缘徘徊着。两年之后，1995年秋天，我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再一次与凌波相会，那已是11年后，2006年秋天的北京。凌波，依旧是在“海”上飘逸行走的诗人，内心的诗歌江湖依旧气象万千，那次我们在京城很畅快地喝了一台酒，诗性世界强大的弹性空间，又有几次把这台酒搬到了我人生“摆荡”中落到的香港——诗呢，有啊，此后我的手机里时不时收到凌波发来的。又有好几个年头了，若有一阵子不见凌波来诗，我会感觉失落了什么。我记起了诗人凌波早年的三行诗句：我这个人有点怪 \/ 要么走在最前头  远远地 \/ 要么走在最后头  远远地    想到这诗，我倒觉得刻与诗人凌波又一点儿不远。一点儿不怪。2014年4月于香港
　　《卡夫卡·朱前传》
　　作者：韩博
　　韩博简介：
　　前卫诗人，艺术家，戏剧编剧、导演，旅行作家。
　　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曾参加200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法国巴黎第37届英法诗歌节、2015年德国第十六届柏林国际诗歌节。
　　曾经主编《外滩画报》、《星尚画报》，以及瑞典、意大利、英国前卫时尚杂志《Rodeo》中文版等多种周刊、杂志。
　　如果卡夫卡活着，他或许会受惠于今日所谓的互联网精神：写你喜欢的，自然有人喜欢你。这是一种乐观的假设，甚至是过于乐观的假设。在他的年代，卡夫卡只是布拉格的囚徒，德语的囚徒，字纸的囚徒，他被他的存在规定，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困境。我不敢肯定，在今天，所谓信息社会的当下，那种困境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信息的流动是扁平的，而卡夫卡是纵深的。信息流动的规模是否有助于偏爱向纵深处发掘的诗人觅来更广阔的时代的回应，而非作为零星个体的高山流水的知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国东北一隅，一座叫做牡丹江的小城，在一位高中生的眼里——他正在学习写诗，并因此而对自身的处境初感绝望，也就是说，他正悬于渴望“生活在别处”的年纪，无论那个别处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灵意义上的，他所置身的家庭，他的学校，他不得不依从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位出走之后的娜拉的化身，那位娜拉已经出走了几十年，挣扎于创建一个新世界还是无家可归的困顿之中——有一位在报社上班的诗人，在分行的文字作品中表达出这样的态度：有时候，他喜欢走在所有人前面，远远地；有时候，他喜欢走在所有人后面，远远地。
　　高中生几乎武断地认定，这就是一位本地版本的卡夫卡。卡夫卡姓朱，有一个颇具古典色彩的甚至性别难辨的名字，凌波。卡夫卡·朱戴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就像民国时期的革命者那样，长发及腰，就像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实际上，也许他本人更愿意将这种波西米亚风格与嬉皮风潮联系起来。这种形象就是一个符号，旗帜鲜明的符号，在那个以工业和犬儒主义态度安身立命的城市里，这种形象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令人费解。
　　然而，八十年代的文化风气却并未使那座小城对这种形象产生过多的排异反应。高中生首先结识了宋词，他与卡夫卡·朱共同创办了体验诗派，这个诗派成为了决定整个八九十年代诗坛格局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的一员。在宋词家里，高中生结识了卡夫卡·朱，但后者显然不如宋词平易近人，这是高中生的第一印象，直至1989年，宋词骑上单车周游全国，高中生开始频繁拜访卡夫卡·朱，他总是在傍晚时分前往报社，爬上顶楼，在卡夫卡·朱的办公室里，听后者谈论诗歌、哲学、八卦以及一切信手拈来的东西。高中生已经在宋词那里收获了对于现代诗歌的基本看法，以及如何提炼语言的方式，而在卡夫卡·朱这里，他的更多收获是文化观点，以及一种激进的社会态度。
　　在那间朝北的办公室里，高中生几乎看到了当时所有的民间诗刊，他借阅并抄写，那是促使他成长的真正的学校。卡夫卡·朱时时谈论现实的荒诞，乃至抽象层面的存在的荒诞，然而，他无法跳脱这种荒诞。1989年之后，朱凌波被迫离开那座小城，与此前的自己分道扬镳。某种意义上，他由卡夫卡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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