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量引入周边的水库和堰塘，已降低至最低点。

    所以，当东北地区发生多日暴雨天气后，便导致广陵河（今澳洲罗斯河）、小苍河（今澳洲布莱克河）、三湾河（今澳洲赫伯特河）、曲江（今澳洲巴伦河）等众多河流全面泛滥，形成汹涌的洪水。

    此次洪水灾害波及威海、广陵、上谷（今澳洲鲍恩市）、云阳（今澳洲麦凯市）四个府十五县，淹没农田三十六万亩，冲毁房屋三千多栋，受灾百姓超过二十万。

    内阁政府为此下拨特别救灾资金三百五十万元，副总理大臣亲赴灾区主持救灾工作，当地驻军和宪兵也受命参与抢险救灾，竭力避免洪灾造成大规模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皇室基金资助的同济会、救济社等福利机构也采购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日用品，第一时间发往洪灾最为严重的府县。

    为了彰显皇家恩典，以示亲民爱民，皇后更是乘坐火车，亲临东北灾区，实地慰问安抚受灾百姓。

    尽管这场暴雨洪灾来的迅猛而突然，波及范围也比较大，受灾百姓人数更是超过二十万，但以齐国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度和迅速的响应速度，再加上充裕的财政救灾资金，使得灾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无数的救灾物资和生活用品通过铁路非常及时地运到了灾区，海军和陆军出动兵力总计五千余，配合地方政府数万名志愿人员，不仅及时转移大量受灾百姓，而且还封堵数十处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若是大陆秦国或者欧洲各国的政府和官员见了，定然会为齐国这般卓有成效的救灾行动挑起大拇指，暗赞一声好。

    要知道，在秦国境内，若是发生各种灾情，需要地方先逐级上报皇帝，朝廷派人去勘灾，并且灾情还需够六分灾以上、最后皇帝批复才能进行后面的赈灾行动。

    以神州大陆之幅员辽阔，这些流程跑一圈下来，大多灾民都早已陷入绝境，要么衣食无着饿死街头，要么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就食。

    甚至，在一些灾情极为严重的地区，因为未得诏令，很多官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灾民活活饿死，也不敢私自赈济。

    即使朝廷召命下来，允许赈济灾民，但囿于窘迫的财政，赈灾力度非常弱，下拨的钱粮也仅能让灾民吊着一口气，不至于饿殍遍地，继而引发饥民暴动之恶事。而灾后蠲免（豁免）钱粮税收也较少，最严重的十分灾(作物全部绝收)，也仅蠲免五成左右的赋税。

    秦承明制，而明延历朝，规定勘灾分为十分，只有六分以上都没了，也就是绝收超过60%才算灾，六分以下不算灾，这个现象叫“勘不成灾”，均不予赈济，由地方自行筹钱粮赈灾。

    这导致很多接近灾赈等级，但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还须严格缴税，更别提获得任何救济，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扩大了灾荒程度，彰显出传统农业社会灾赈制度的刻板及固有缺陷。

    比如，“大秦乾元四十六年的北方大旱”，多大点事，不就是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绝收。

    若是秦国内阁和地方政府能响应及时，动员百姓积极抗旱保墒，尽量减少灾情，同时，再从湖广、江西等粮食主要产区及时调拨大批赈济粮，以稳定当地恐慌躁动的局势。

    然后再宣布对灾情不同程度的府县蠲免（豁免）一定的钱粮税收，安抚住民心。如此这般，也不至于搞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灾荒不断扩大，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恶化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大量灾民外逃，继而便宜了海外诸夏几个国家，使得他们借机大肆招揽难民运回各自地盘，充实本国人口。

    反观齐国政府，但凡地方发生灾害，不论是地方总督，还是府县主官，在“情急之势”，可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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