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邵正源在某次酒后自夸，“泰顺行”的财产总额超过一千九百万银元，随时可动用的现金也高达三百多万银元。

    相比之下，这个时期齐国的首富周振贤（周记百业联合商社的东家）名下资产总额不过二百八十万金元，嗯，折合八百九十多万银元，比邵氏足足少了一半还多。若是论现金流的话，更是远远不如。

    然而，世人只见他人前显贵，却不曾看到他在人后受罪。像邵氏这样坐拥千万家财的行商，只是依托帝国垄断贸易而生，在真正的显贵权力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

    正如齐国人不无鄙夷（嫉妒）地评论这些大秦巨贾的情形：“此等行商，虽富豪一方，然所遇官府卑微小吏，皆会凛然，若为朝廷逞威，无不骇得瑟瑟发抖。”

    而要是见到朝廷大员或者王公贵族，更是只能畏首于侧，甚至面对面时，目光都不敢直视，唯有伏低做小状。

    家中堆满金山银山，作为一介行商，邵氏岂能心安？

    数百年前，前明巨贾沈秀（沈万三）豪奢之甚，江南为最。却因洪武帝忌之，最终落得家财抄没，自己也被流放云南，客死异乡。

    行商巨贾，没有自保之力，何如小儿持金过闹市，引得各方觊觎。

    数十年来，各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接踵而至，使得行商之首的邵氏苦不堪言，不胜惶恐。

    乾元五年（1687年），大秦对盘踞在漠南的伪清余孽发起攻势，邵氏助饷四十万两白银。

    乾元九年（1691年），割据安南凉山、新郑（今越南鸿基港）等地区的郝氏自立建国，朝廷应安南所请，出兵进剿，与齐国爆发武装对峙，邵氏应广东总督要求，与行会诸商共同捐资一百万两白银。

    乾元十一年（1693年），江西水患，邵氏捐白银二十万两。

    乾元十八年（1700年），大秦于西域发起对准噶尔的反击，邵氏助饷六十万两。

    乾元二十二年（1704年），大秦移民三千户于西域，邵氏再次捐金钱和物资计二十五万两。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淮爆发水灾，山西大旱，邵氏捐资五十万两。

    乾元三十八年（1720年），北明从朝鲜咸宁北道侵入辽东珲春地区（今延边自治州），爆发第二次秦明战争，战事持续三年，邵氏陆续助饷一百万两。

    从前明建平元年（1674年）至乾元四十年（1722年）年间，邵家光是捐资便超过四百万两白银，其余私下勒索更是难以计数。

    邵氏第一代当家人邵炳灿生前曾由衷叹道：“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有鉴于历朝历代，巨贾豪商皆没有什么好下场，邵氏除了继续在大陆经营茶叶专营贸易外，还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以分散潜在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

    齐国作为“泰顺行”最大的贸易对象，同时也是其最大的金主，邵氏天然就亲近齐国，不断将近亲家属和财产朝齐国转移，并大量购买齐国国债和大型商社发行的股票。

    长安、大兴、威海（今澳洲凯恩斯市）、建业、广宁（今印尼芝勒贡市）、南平（今越南金兰市）等地，皆有邵氏购置的地产和物业。

    威远（今新几内亚岛）、宣化（今帝汶岛）、开化（今爪哇岛）、靖平（今苏拉威西岛）、金洲（今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等齐国海外总督领地，邵氏拥有的种植园数量不下二十处。

    可以说，要是哪天大秦朝廷要借故抄没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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