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反对态度。

    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果抛开功利色彩，很难说这种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种智慧。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

    前宋横渠先生张载的《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什么个意思呢？意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

    劳什子蒸汽机、大铁牛，不过栽于人的利器而已，小道矣。

    传统儒家强调人的内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

    纵观历史来看，中国儒家文明崇尚中道与中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资源无疑是一种启示。

    齐国所宣扬的所谓工业精神，或者工业文明，并不值得夸耀和引进，只不过是他们为谋求征服洪荒、战胜野蛮、行霸道之举所带来的一个“附属品”，是给华夏文明引来的一个“扭曲”现实问题。

    在大秦太后摄政那些年，辟松江、登莱两地为“经济革新区”，还列为朝廷直隶府，施以不同于大秦经济和治理方法，引进齐国各类工业生产制造，鼓励工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

    然数十年过后，随着太后退出权力中枢，还政于乾元帝，在没有了最高执政者的支持和扶保，上述两地建立的数百上千家私人工场和作坊，也慢慢萎靡和凋零，甚至不少工场沦为官商的附属。

    有的工场缺乏资金和管理手段，经营每况愈下；有的则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而难以为继；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办，或者改为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

    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

    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