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他过去演反派吃过的亏大了，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陈培斯就比较有抱负了。

    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长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触动。

    才决定以“二子”为主人公，也拍一个长系列的京城市井喜剧电影。

    希望能塑造出一个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父与子就难产了。

    要知道，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八十年初期，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全没用。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

    “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再往后，陈培斯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

    于是回去之后疲惫不堪的跟陈老爷子一商量，只能迫于无奈，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

    这爷儿俩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名额”问题就解决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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