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叫“火种计划”，寓意点燃那些尚未被看见的可能性。可惜后来战略调整，资源收缩，“火种”被收进档案库，渐渐无人提起。

    他取出硬盘，插进电脑。

    文件夹逐个展开，是他过去三年参与过的所有项目记录。他一项项浏览，重点标记那些曾因资源不足或战略偏差而搁置的提案。有一个关于城市青年口述史的纪录片企划，原本打算联合高校发起，记录快递员、外卖骑手、夜间便利店员工的真实生活，后来因为合作方临时退出不了了之；还有一个音乐剧孵化项目，目标是扶持年轻编剧和作曲人，预算刚批到一半就被叫停，理由是“回报周期太长，不符合当前KPI导向”。

    他曾为此据理力争，甚至提交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可行性分析，附带十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样本。可最终还是败给了“效率优先”的决策逻辑。

    此刻再看这些文档，心里竟没有怨怼，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清醒。这些不是失败的项目，它们只是生错了时间。

    他把这些文件单独归类，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新起点”。然后打开备忘录，列出初步设想的核心模块：

    第一，成立内容实验室，专门挖掘非主流题材，优先考虑社会议题与个体命运交织的故事；设立专项基金，每年遴选十个潜力项目进行孵化，不限类型，不论出身；

    第二，搭建创作者支持体系，提供前期调研、法律咨询、剧本打磨、小额启动资金等一站式服务；引入导师制，邀请资深从业者担任顾问，帮助新人跨越从想法到落地的第一道坎；

    第三，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比如将优质IP转化为剧场演出、主题展览或社区活动，让内容不止于屏幕，也能走进街头巷尾的生活现场；尝试与公益组织合作，把真实人物的经历搬上舞台，让更多人听见“沉默的声音”。

    做完这些，他靠在椅背上，闭眼片刻。脑子里浮现出小亚明昨晚睡着时攥着契约纸的样子。孩子不懂商业，但他知道“答应的事要做到”有多重要。那份稚嫩的坚持，像一根细线，把他心里的两个世界串了起来——家里的承诺要守，公司的责任也不能丢。

    可怎么平衡？他睁开眼，看着墙上挂钟指向六点十分。以往这个时间，他已经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或者赶往机场参加论坛。行程表排得密不透风，电话会议穿插在飞行途中，连吃饭都常在车上解决。他曾以为这就是成功的代价，直到某天发现儿子在他视频通话时突然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

    那一刻他才意识到，缺席不是荣耀，而是裂痕。

    但现在，他想试试另一种节奏：不再用时间长度衡量投入，而是用质量决定取舍。重要的事不必马上完成，但必须正确地开始。

    他重新打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新的原则：每周至少两天在家办公；重要决策前必须与核心团队面对面沟通；所有项目立项评估增加一项标准——“是否值得向家人讲述”。

    写完后，他把笔盖拧紧，轻轻放在桌角。阳光这时斜照进来，落在木盒上——那个装着家庭契约的小盒子，静静立在电视柜中央。红木质地，边角有些磨损，是小亚明亲手做的生日礼物。盒盖内侧贴着一张全家福，三人笑得毫无防备。

    他望着它，没笑，也没叹气，只是点了点头，仿佛确认了某种无声的共识。

    他站起身，把笔记本收进抽屉，顺手带上了锁。然后走向厨房，打开冰箱门，取出鸡蛋和牛奶。锅还没热，他听见卧室传来轻微响动，是艾迪翻身的声音。他没回头，只是把炉火调小了些，怕吵醒她。

    煎蛋在锅里慢慢成型，边缘微微卷起，香气一点点散开。他拿出两个碗，一个盛粥，一个装水果。餐盘摆好时，小亚明揉着眼睛从房间探出头来，穿着印有火箭图案的睡衣，头发翘着一撮，像刚经历了一场太空坠落。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