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送出所有权之后，田地的使用权，实际上还在自己手中。

    得到田地所有权赠予的豪绅，白白得了一个所有者的名义，能收取极低的田租，也乐得为之。

    反正是白送的好处，不要白不要。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因此，类似的转让，大行其道，蔚然成风。

    试想，如果没有永佃制度，那民间也就不会有这般“聪明”的操作。

    因为没有该制度，则将田地转让出去后，自身的利益将得不到保证和维护。

    谁还敢随便转呢？

    好好的一个保护佃农利益的永佃制，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分人钻空子逃税的手段。

    然而，让这些“大聪明”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地主豪绅在获得田地的所有权之后，又怎么会甘心永远只收取极低极少的田租呢？

    永佃制的保护也终究是有限。

    特别是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经历了几代人之后。

    对方总会想尽办法，使当初交出田地的后人，或被动或主动的放弃永佃。

    对方毕竟是田地所有权的拥有者，天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何况，他们还是地方上的豪绅，本身的地位就比佃农高得多。

    这个游戏玩到后面，大家也终于渐渐看清，玩不下去了。

    但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至少，在如今的“大聪明”看来，通过转让所有权，保留使用权，约定只交极低极低的租金，可以完美逃避朝廷税赋，很值得做。

    老朱推翻元朝统治后，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土改”。

    比如规定，凡是逃往外地的地主，其田地一律收归国有，再平均分配给还在当地的农民。

    因为元末战乱频发，逃走的人非常多，这一招很有用。

    一方面，人逃往外地之后，田地便无人耕种。

    如果朝廷不发布政策，别人也不敢种。

    因为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回来。

    万一自己耕种了，结果对方却回来了，那怎么算呢？

    不仅不能获利，反而惹祸上身。

    老朱的政策，就是人走地收。

    即使再回到家乡，原来的地契，也不认了。

    田地被直接重新分配。

    这一方法，让许多原本无地的底层，分得了土地。

    另一手段，则是巧妙运用明初的几大案。

    如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等。

    特别是郭桓案，有许多地主卷入其中。

    老朱便趁机将他们的土地收归朝廷所有，再分给没有田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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