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在！”

    老家伙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身子。

    “如果她再来，什么都别说。”亚瑟站直了身体，从怀里摸出支票夹，签了一张二十镑的单子交到费金手里：“你只告诉她，你找到了一个冤大头，愿意出五十镑买下这个盒子。这二十镑是订金，这笔钱应该足够让债主把他弟弟从海绵屋里放出来。至于剩下的钱，你就说我要过几天才能筹到。你和她订好下一次取款时间后，派人到兰开斯特门15号找我。”

    费金点头如捣蒜：“是是是，我一定原话照说，一个单词都不带改的。”

    “还有一件事。”

    “您请说。”

    “别想着逃跑，好好配合我，我保你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亚瑟拉开门，一阵雨前湿冷的风灌进了屋里：“如果你昏了头要干傻事，不管你是跑去了印度还是塔斯马尼亚，结局都不会太美好。”

    亚瑟踏出海事店，街道湿冷，将要下雨前的天气最是让人恼火，空气里满是潮腥与煤烟的味道。

    几年过去，格林威治的街巷依旧蜿蜒，充斥着码头地区的粗粝活力。

    但或许是由于天气不好，随着小雨降临，这些活力都被一阵疾风吹走了。

    亚瑟连伞都懒得撑，只是将帽檐拉低了一点，任由风将大衣掀起一角。

    他记得这条街的入口处原来有个修鞋的摊子，边上常常停着一个卖蒸肉饼的小车。

    车主是个一脸红疹的老汉，那是中央大街小摊贩里唯一愿意和他打招呼的人，每次见面都喜欢摘下帽子问候一句：“今天的工作还算太平吧，警官先生？”

    如今那摊子早已不见，只剩下角落里几只瘦得像鬼影一样的野猫，在腐败的鱼骨堆里刨食。

    亚瑟踱过铺着碎石的巷子，向着特拉法加餐馆的方向走去，途中他瞥见了圣阿尔菲奇教堂边上的济贫院。

    那扇大门没变，依然斑驳厚重，只是如今铁锁上新挂了一道铜牌，上头刻着——格林威治联合工作院，1834年新济贫法登记单位。

    字体冷硬，冷的像铁。

    对于伦敦的贫民阶层来说，这几年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甚至较之以往更糟。

    不列颠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贫穷定义为犯罪的国家了，根据1824年《流浪法》规定，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乞讨和露宿都属于违法行为。

    而1832年议会改革的通过虽然引发了中产阶级的集体欢腾，但是当市民阶层走上台前以后，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小市民阶层的结合却诞生了一个怪胎——《1834年新济贫法》。

    更让亚瑟难以接受的是，他甚至还认识那位在新济贫法委员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埃德温·查德威克。

    亚瑟与查德威克曾经在霍乱期间有过一段紧密合作，但事实证明，即便同为杰里米·边沁的追随者，但是在不同议题上，他们依然会有不同看法。

    新济贫法对国家补贴行为持有强烈敌对态度，他们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即：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杜绝懒惰行为。

    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新济贫法》，但是就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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