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摊着信纸，写废了三张。

    陈建国握着笔，不知道怎么写才好。写数字太假，写困难像抱怨，写官话自己都别扭。

    父亲走进来：“还没写出来？”

    “不知道怎么写合适。”

    父亲拿起废稿看了看：“就照平时说话那样写。事情是咋样，就写咋样。”

    “会不会太直接？”

    “绕弯子的话说给爱听弯弯绕的人听。”父亲说，“你不是去说给他们听的。”

    三天后，县委吉普车来了。梁书记在门口等着。

    “省里情况复杂。”梁书记说，“你代表的是想干实事的农民。有人想听真话，有人不爱听。该说的话要说。”

    陈建国点头。

    梁书记递来笔记本：“带上这个，上面有数据。”

    母亲塞来一包煮鸡蛋：“省城东西贵，饿了吃。早点回来。”

    车开出县城。陈建国回头看，跃进大队在晨雾中模糊，白色大棚还很清晰。

    省城比县城大。街上自行车很多，铃声响成片。

    百货大楼橱窗里电视放《霍元甲》，一群人围着看。副食店排长队，凭票买冬储白菜。空气里有煤烟味和炸油条香。

    八三年的省城就是这样。

    省招待所是栋老楼。同屋的人已在收拾东西是一袋袋五颜六色的纽扣。

    “新来的？”那人抬头笑，“温州王友福，做纽扣生意。”

    “陈建国，种蘑菇。”

    “蘑菇好！”王友福抓起纽扣，“民以食为天！不像我这个，小玩意儿。”

    晚上两人聊天。王友福讲怎么去广州进货，怎么躲工商的人。陈建国讲种蘑菇，讲那些想卡他的人。

    “兄弟，你不容易。”王友福叹气，“我们那边也有人卡，但你遇到的更麻烦。”

    第二天去报到处。两个年轻干部坐在那里。

    “跃进大队种蘑菇的？房间号？”

    “203。”

    “会议材料。”女干部递来文件袋，“明天八点，省政府礼堂开会。你发言第三天上午，十分钟。稿子好了吗？”

    “在准备。”

    “提醒一下，”男干部语气严肃，“发言要正面，多讲成绩，少讲困难，别提具体的人和事。要体现大好形势。”

    陈建国点头。

    回房间看名单，两百多人里，三分之一是干部，三分之一是国营单位的，剩下是个体户。很多个体户名字后写着“某市典型”“某县先进”。

    王友福回来撇嘴：“叫咱们来，又不让说真话。这算什么事？”

    会议第一天，省政府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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