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房子都是泥巴屋，红砖屋是当时最高等级的房屋，是有钱人的象征。

    他带我参观了蝗虫事发地，并讲了许多虫灾故事。

    我又采访了当地农技员，询问当地虫灾情况。

    当然，我采访了乡党委书记肖书记。

    他提供了许多当地政府抗虫防虫的经验介绍材料。

    但我的兴趣点不在这里。

    来之前，我已经跟《新周报》沟通好了，他们要我以《新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稿件写好后，我立刻传给了他们。

    他们看后，表示马上用，但我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我希望家乡的报纸也采用这篇稿子，于是，我又传给《株洲晚报》。

    《株洲晚报》的编辑看后，表示发整版，并要我把银行卡号发给他，准备发稿费。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株洲晚报》没有发，原因是市宣传部审批没有通过。

    其实，我很清楚，我的稿件只是单独地报道虫灾，没有报道当地政府抗虫救灾的事迹，这种稿件在市报肯定不能发。

    当然，《新周报》发了，并且是以《新周报》特约记者名义发。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发了这一期的《新周报》，之后意外停刊，其中内情不宜公开，结果我成了中国史上最短命的特约记者。

    还有一个客家人的事也值得说说。

    我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有人说起了一个人，他姓郭，以前伪造假币判刑，现在在搞工艺品。

    我虽然搞新闻报道，但也写纪实稿。

    当年纪实稿火遍大江南北，《知音》、《家庭》等杂志需要大量的纪实稿，并且是千字千元。

    非常高了，一篇六千字的纪实稿就有六千元，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自然，我加入其中。

    现在听到这个信息，我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姐夫尹观华的带领下，我采访了郭先生。

    采访很顺利，他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回长沙后，我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初稿。

    我的目标是《知音》，结果不顺利，二审拍死，后来在《高墙内外》杂志发表了，但影响力太小，几乎没有水花。

    我自然不甘心，又联系了《湖南广播电视报》，可惜它是一星期出一期，稿件已经排到二个月后。

    我又联系了《三湘都市报》，它有一个特别报道，专门发纪实稿。

    结果第二天稿件就发出来了。

    反应很强烈，尤其是在客家群体中引起了许多议论。

    很多人对郭先生热嘲冷讽，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一些人的唆使下，他向《三湘都市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新闻报道进行更正。

    当然，郭先生做事还算光明磊落。

    他把这封信抄写了一遍，寄给了我。

    我看后有点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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