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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股活着的、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脉里的东西。

    你记不住，或许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触摸’到它的温度，没有听到它在你自己身上的回响。”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林怀安：

    “林同学，你可知，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

    这个年份，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年。”

    李文香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我出生时，北洋水师已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李中堂远赴东洋，签下了那份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的条约。

    我的祖父，一位前清秀才，抱着襁褓中的我，老泪纵横，他说：‘这孩子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将来要知道耻，要自强！’所以，从我记事起，‘甲午’这两个字，就不是书上的名词，而是我生命的起点，是家族耻辱的烙印。”

    林怀安屏住了呼吸。

    他第一次意识到，历史书的年份，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生命的开端。

    “1900年，我五岁。”

    李先生继续道，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越了时空，“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我们全家仓皇出逃，从这座皇城逃往南方。

    我记得路上的颠簸，记得母亲惊恐的眼神，记得洋兵的马蹄声和枪声……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这，就是活生生的‘庚子事变’，不是书上的几句话。”

    林怀安感到心脏被狠狠攥紧。

    他无法想象一个五岁孩子眼中的战争与逃亡。

    “1911年，我十六岁，在南京念书。”

    李先生的语调扬起一丝波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我和同学们冲上街头，剪掉辫子，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一刻，积压了十几年的屈辱，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们以为，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国就要诞生了！

    那种希望，你懂吗？”

    林怀安下意识地点点头，尽管他无法完全体会，但能感受到那股青春的激情。

    “1919年，我二十四岁，北大史学系三年级。”

    李先生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他甚至微微挺直了脊背，“五月四日，我们走上街头！

    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二十一条！

    我就在赵家楼外面，看着浓烟升起！

    我身边的同学，头上流着血，却还在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像火把一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人！

    五四运动，于我而言，不是历史事件，是我燃烧的青春！”

    说到这里，李先生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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