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包括叶圣陶、臧克家、谢冰心、严文井以及丁凌。

    而在此之前，江弦和丁凌的第一次交集，其实是丁凌在复出以后，也是江弦在拍摄《边城》的时候，刚复出的丁凌给他的《棋王》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学评论文章。

    后面两人的来往就更多了，而随着和丁凌的不断熟悉，江弦也渐渐发现了，与其说丁凌是一个刻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不如说她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

    晚年的丁凌，一直在忙活她操办的那份“民办公助”的文学杂志《中国》。

    记得当时国庆刚结束，在宴会上，丁凌找到江弦，亲自邀请江弦过去主持这部杂志，不过江弦知道那是个火坑，不肯往里面跳。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

    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都需要人脉，需要钱，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

    江弦听说丁凌四处协调解决刊号，到处找人拉赞助解决资金问题，找皮包公司借钱，能动用的关系她都动用，杂志顺利办了起来，也出了很多好文章，最高单期发行量有十几万册。

    可惜随着丁凌去世，这部杂志也很快落寞，直接从月刊改为长篇季刊。

    编委们也因为理念分歧相继离职。

    之所以忽然回忆起丁凌，是因为前不久，仍留在《中国》主持大局的刘绍棠忽然找到江弦，恳请他能帮《中国》这份杂志解决眼前的困境。

    可江弦知道，这份杂志的困境，根本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总的来说，这也和如今文学的江河日下离不开干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现代文学最好的时代，是现代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最为可观的时代。

    这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梦幻黄金时代。

    可随着80年代的过去。

    属于文学的井喷，也迎来了落幕。

    《中国》杂志的倒下，也正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以后，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

    这中间复杂的原因太多，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有思想上的。

    所以即便江弦是重生者，自觉也没办法和这样的滔滔大势作对。

    表达了自己的无力之后，刘绍棠满眼悲痛，过了几天，又来找了一次江弦，说《中国》杂志准备停刊，希望请他给《中国》杂志写一句终刊词。

    这事儿江弦不好再拒绝，答应下来，可是怎么写这一句，他仍没想好。

    正走神，牛大姐的台词儿将江弦拉回片场：

    “哎，过去的列宁装有什么不好啊，哪像现在，花里胡哨啊，我就看不惯那些奇装异服。”

    刘蓓坐在桌前，一脸不忿，“您又说岔了，什么奇装异服，这不是和您请教如何介绍服装款式么？”

    童正维笑了笑，“介绍服装款式，嗯，也得有个政治倾向。”

    “您看看我这服装怎么介绍？”刘蓓凑上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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