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还不待有人反驳，又听江弦开口道：

    “末代皇帝这个题材并不危险，唯一要担心的，是这位导演拍的是否足够客观，我们是否能够信任这位导演，他的这个故事会不会使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误解。

    另外呢，如果非要和马尔罗的《人的命运》比较，我反而觉得末代皇帝这个题材真的不算敏感，马尔罗的《人的命运》我读过一次，讲的是上海四一二那段历史，

    这个故事是好的，写了我dang是如何的不怕风险，与光头领导的团队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表明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中，人类如何摆脱战争下的荒诞、捍卫自己的尊严、维护世界的和平。

    但是问题在于，在书中，我们只看见外国人在行动、在指挥、在决策，而我们的革命者则被放置在无足轻重的配角地位。

    活跃在革命舞台上的是一群外国人，或者说欧化的中国人，这篇写的是这群人在左右我们的革命，这种错位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这是马尔罗制造的神话，并不是真实的。

    我心底对马尔罗先生非常尊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尔罗有马尔罗自己的局限性。

    《人的命运》这本仅仅非常肤浅地属于历史，它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成为经典，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类型的英雄，他们身上结合了行动、文化和智慧，除此以外，还有马尔罗在中提出人的孤独以及如何战胜孤独的问题。”

    “.原来如此。”

    很多没读过《人的命运》的老同志，听完江弦的讲述，这才反应过来，相较于《人的命运》，末代皇帝确实是个不算太敏感的题材。

    王濛这时候跟着开口，“我也读过这本《人的命运》，里中国革命者的典型只有一个人，叫陈。

    这个人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智慧，只是一个行动的人，称不上是英雄，与其说陈是一个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

    除了这个陈，马尔罗的英雄人物，无论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反应、他们的悲观主义，都同中国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与其说是描写中国革命的，倒不如说，中国特定的历史事件为马尔罗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提供了一个借口。

    这篇的英雄体现，实际上是马尔罗本人的思想、倾向、哲学。

    他会不自觉地用欧洲人的立场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因为他们内心觉得欧洲是世界中心，所以会自然的流露出欧洲人高人一等的情绪。”

    王濛这话，在江弦看来一点都不过分。

    马尔罗绝对是一位聪明的作家，他有能力表现他自己想到或感觉得到的东西。

    但是，当涉及中国的时候，法国人还是只接受与他们相像的东西，总有一些法国人希望将他们不能在法国实现的梦想搬到中国来实现。

    因此，这些法国作家在写中国的时候，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其实是别的东西。

    当然了，这番关于两个题材的讨论，只是聊天的一部分。

    不过江弦关于《人的命运》以及末代皇帝的见地，却给很多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这是今天很多人给江弦的评价。

    作协这段时间的大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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