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吨税粮。”

    然后，他开始在这可怜的一百三十万吨上，进行切割：

    “第一，全省六百万城镇人口的口粮，按照最低供应标准既每人每月三十斤，每月需约九万吨，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吨。这是维持城市不乱的底线。”

    “第二，必不可少的战略与救灾储备，我们至少要硬挤出十万吨，这已经是极限压缩。”

    “第三，省内驻军、大型厂矿、高等院校等特殊单位的供应，每年至少需要八万吨。”

    他一项项报出，每报一项，那“一百三十万吨”的数字就萎缩一截。

    最后，他抬起头，脸上凝重：

    “一百三十万吨，减去城镇口粮一百零八万，再减去战略储备十万，再减去特供八万吨——各位同志，账算到这里，已经一分不剩，甚至还出现了一万五千吨的硬缺口。”

    他双手一摊，看向陈朝阳，声音里充满无力：

    “朝阳同志，现在你明白了吗？

    不是省里不支持，也不是我孙亚军抠门。

    省里能动的‘税粮’，在保障了前线、城镇和基本储备之后，已经是零，甚至是负数。

    我们是在靠极其紧张的调度和农村百姓的低标准自给，在勉强维持着平衡。

    孙亚军这番基于真实家底、分毫毕现的剖析，浇在了刚刚统一思想的会场。

    压力瞬间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朝阳身上，周明光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等待着他的回答。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全省稳定与苏北未来、看似无解的死结。

    陈朝阳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缓缓站起身。

    他深知这个数字的残酷，但也正因为算清了这笔账，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

    “亚军省长，账算得很清楚，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正因为如此，‘以煤换粮’才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选项，而是我们唯一能走通的路。”

    他话音刚落，一位对农村工作极为熟悉的常委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朝阳书记，你的思路我明白，向外找出路。

    但我们也得看看内部还有没有潜力。

    孙省长刚才算了，全省产粮八百多万吨，去掉一百八十万吨的税粮，乡亲们手里理论上还有六百二十多万吨粮食。

    就算去掉他们自己的口粮、饲料和种子，按理说也应该有些富余。

    那么去年，也就是50年，我们通过供销系统，向乡亲们实际收购上来的‘购粮’，有多少？ 如果这部分能增加，不也能缓解压力吗？”

    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所有常委的注意，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条内循环之路。

    孙亚军闻言，脸上露出了更为复杂和无奈的神情，他轻轻敲了敲桌面：

    “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但也恰恰说明了内部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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